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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四


  当时我们真为这种意料之外的宽大的照顾感动极了。特别是我,它使我立刻想起我在德国俘虏营所受的苦难。德国人是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他们不但不给我们过圣诞节,还百般虐待我们;中国人不信宗教,却为我们筹备了这么隆重的圣诞节。真没想到,你们的俘虏营就像座学校一样。这使我深深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也是从这时候起,我觉得我应该适当地学一点你们的理论。”

  “你学了此什么理论呢?”周仆微笑着问。

  “当然,开始我根本学不进去。”琼斯说,“旧东西的积垢太深了,就像用了几十年的水管子,完全被一层一层的水锈堵塞住了。例如你们所说的‘剥削’,我就觉得不可理解。我们的报纸常说,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机会是均等的,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我自己也同样希望有一天成为百万富翁。至于你们所说的‘一个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为了个人’,那更是我不可理解的。一个人生下来,为什么要为别人而存在呢,这真是天大的荒唐!……后来,还是由于事实的教育对我有了启发。那是一个暴风雨的深夜。

  我忽然肚子疼得要命,在铺上滚来滚去。我就叫醒同屋的两个伙伴说:‘请你们赶快帮帮我的忙,把我背到医务所去,如果迟了的话,我也许会送命的!’其中一个说:‘琼斯,对你突如其来的遭遇,我充满同情。但是,你想必知道,距离医务所将近一公里远,还要过一座小山。而且你知道,我的身体也非常不好,如果我因为送你而得了病,后果也是很不幸的。’我看不行,就又哀求另一个伙伴。另一个说:‘琼斯,我认为送你到医务所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知道你给我几块美金的代价?’我说我实在没有钱了,他就又说,‘那没有关系,看看你是否还有其他可作为抵押的东西?’说着,他就盯着我那块老弗兰克的手表。我这时已经疼得说不出话。幸亏查夜的志愿军战士来了,他毫不犹像地就脱下雨衣披在我的身上,把我背到了医务所……从这件事,我就想:为什么我的两个伙伴竟因为我手头没有美金而不肯救助我?而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却甘愿冒那样的风雨?于是,我开始思索当前世界上的两种制度,你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

  “这个考虑很有意义!”周仆说。

  琼斯还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被英国下士莱特打断了。他有礼貌地欠欠身子,说:“政委先生,如果您并不厌倦,我也想说一点我得到的某些结论。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比较着重地研究了某些问题。”

  周仆点点头,笑着说:“那就请琼斯喝点水,您来讲吧。”

  “一开始,我就集中研究了在我当时看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莱特稳重而老练地说,“政委先生,您既然看过我的笔记,您当然知道我是带着厌烦的情绪参加了这场战争。那时支持我的惟一的东西,就是上面告诉我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我必须搞清楚:这种威胁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它产生了什么后果?它与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有了家庭的中年人,我不允许由别人的脑筋来替我思考。”

  他从白瓷茶缸里呷了一口水,又掏出干净的手帕擦了擦嘴,不慌不忙地说道:“政委先生,您从我的笔记中可以看到,我的怀疑是从这样一件事情上开始的。那时候我刚越过三八线不久,我在废墟上看见一个朝鲜少女,她的眼光一碰上我,就像突然发现一条吐着舌头的毒蛇一样惊叫了一声,手里端着的锅也掉在地上摔碎了,接着就像野马般地逃去。以后,我遇到的其他情况也是这样,任何女人都会认为我要强奸她。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明明我是来拯救她,使她免除‘共产主义的威胁’,为什么她们竟然不能领会呢?这种情况,直到我当了俘虏才有了改变。有一天,志愿军押送我们到了宿营地,很快就有一个女孩子提来了一桶开水。我注意到,那些朝鲜女孩子,对志愿军很亲热很尊敬,她们在志愿军之间泰然自若地走来走去。这就不能不使我产生疑问:为什么在三八线南边少女总是很缺少、很惊慌的样子,而在这里却随处可见,自由自在,神态这样愉快呢?为什么她们反而不怕‘共产主义的威胁’呢?……其实,我们遇到的男人、老人、孩子都是这样。他们看见我们,都像是遇见了吃人的魔鬼。从他们流露出来的眼光里可以看出,不是恐惧,就是仇恨,再不然就是极端的冷漠,令人感到比冰水还冷,真使你不寒而栗。可是我看到他们与志愿军的关系就完全不同。有一件事,我从头至尾进行了异常认真的观察。志愿军押送我们来到一个村庄。有一个志愿军的战士去买烟叶,一位朝鲜老人总是微笑地推让着不肯收钱,我看看表,足足有十分钟的样子,他才勉强把钱收下来。在我们临走的时候,朝鲜人民又来为志愿军送行。这时候,我又仔细研究了每一个朝鲜人的面孔,我看出男男女女,人人都面含微笑,人人都恋恋不舍,与看我们的眼光简直有天壤之别。这就不能不使我再一次认真地考虑:为什么他们对‘威胁’他们的人如此喜欢?为什么他们对‘拯救’他们的人却这么仇恨。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些人肯定有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构成‘威胁’的概念!……”

  莱特稍停了停,继续严肃认真地说:“在俘虏营里,我反反复复思考着这些事。尤其是我们‘联合国军’在平壤撤退中所做的那些肮脏勾当,更是一幕一幕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占领平壤后,曾经抢走了那里的一切珍贵之物作为‘纪念’。我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发生强奸和抢劫。我们离开时,又纵火焚烧了这座古城。凡是经过的地方,我们就命令老百姓离开房子,否则就把他们和房子一起烧掉,我曾亲自看到几千名北朝鲜士兵和平民被杀死在田野里。我们在撤退汉城时,又烧毁了所有的东西,使得全城都在燃烧之中……问题是简单明白的: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纯粹是一些坏家伙坐在后方安乐椅上胡编出来的,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而真正威胁人类生存的,却是那些想攫取利润的帝国主义!这就是我的结论。”

  “您的结论非常正确,莱特先生。”周仆说,“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大喊大叫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我不知道住在北朝鲜深山茅屋里的庄稼汉,怎么会‘威胁’到大洋彼岸美国人的生存。而且我想补充一点:那些企图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不但威胁着别的民族的生存,而且同样威胁着他本国人民的生存。因为他本国的人民就是首当其冲的反革命战争的受害者。”

  “是的,我完全能够体会到这一点,”莱特说,“如果不是他们进行的这场侵略战争,我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吃这样的苦头,并且同我的丽萨分别呢?”

  “所以,我们才真正是一条战线上的朋友;而想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周仆说。

  大家欣然点头。

  周仆见霍尔一直在沉思什么,就笑着说:“霍尔先生,您也谈谈吧。我想处在您的地位,一定会有许多更深的感受。”

  霍尔挺挺他那强壮的身躯,充满热诚地说:“现在您称我先生,这无关紧要,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您会称呼我霍尔同志!因为在我内心里,不仅把你们看作热情的朋友,而只看作战斗的同志。我觉得,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你们才是最理解我们黑人痛苦的人。也正是在你们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作为人来看待,被作为同志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个动物来看待!……”

  他显然激动起来,手指轻轻地颤抖着,愤恨地说:“我的一生都充满着屈辱和痛苦。我认为,我最大的罪过就是生为美国的黑人。我的肤色就是我一切不幸的根源……当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的时候,走在街上,母亲就紧紧地拉住我,不准我离开一步,惟恐我冲撞了白人,招来灾祸。由干家庭穷困,父母不得不把我放在孤儿院里。有一次,母亲给我送来一件新上衣。她刚一离开,白人的孩子就命令我把上衣脱掉,换上破的。当时我哭了。哥哥也用小手臂搂着我滚出了眼泪。别人把他拉开,围上去,揍他的耳光,打得他后来成了聋子。这就是我童年的遭遇。后来长大了,我当了一名工人,情况也没有改变多少。为了进饭馆和咖啡店,我受到不少的污辱和打骂。渐渐我学乖了,如果半小时之内没有端上食物,我就得起身离开。有一次乘公共汽车,我和一个白人坐在一起。他命令我离开,我就向旁边让开身子。那个白人竟愤怒地说:‘我已经说过,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离开!’我忍耐着又向旁边让了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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