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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于而龙在电话里推却:“那东西胆固醇可够高的。”

  “将军”笑了一声:“哦,你到底学会了小心谨慎,似乎用不着如此忌嘴吧!”

  于而龙听出了话里的弦外之音,心想:谁能比得了你苏维埃乡主席啊!

  “好吧,我七点半派车去接你们全家。”说完他撂下了电话。

  “有什么办法,他有着一副不容置辩的将军脾气!”于而龙摇摇头,对那些盛开的菊花讲。

  他记不清那著名的烤鸭店,是否也有买票等等繁琐手续,“将军”的秘书把他们接来,送到楼上一个典雅精致的房间里,周浩和路大姐早在那里等着了。

  啊!周浩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握住他手说:“我以为你会不敢来的。”

  “说哪里话?我也不是吓大的。”于而龙笑了:“顶多让人家做做文章,去年在听鹂馆吃的那一顿,‘将军’,你还记得不?分明是陪一个外国代表团,人家知道廖总,问了几句,回来我提出该给老廖落实政策,花钱买外国专利,可祖师爷却在敲钟,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后来,他们非追我是接受了你的黑指示……”

  “啊!那些精神病患者,全是些疑神见鬼的恐惧狂、迫害狂!”

  在圆桌的另一侧,路大姐埋怨于莲:“丫头丫头,国庆节都不过来看看我。”

  “妈妈怕影响你身体,不让我去闹你。”

  于莲也是周浩老两口的掌上明珠,因为一九四九年把她从石湖接出来以后,不久,于而龙和谢若萍就去了朝鲜战场,便把她寄养在“将军”家里。她喜欢并且尊敬慈父般的老布尔什维克,而周浩也把她当做翅膀下面的小鸡雏,总是关心和庇护着她。那个老徐所以要同于而龙结亲家,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苏维埃乡主席,一个正直不苟,很难亲近的人,所以需要一座沟通的桥梁。

  谁不知道呢,“将军”膝下无儿,于莲是他的娇宝贝。

  谢若萍笑着解释:“路大姐,是我没让莲莲去,人多嘴杂,苍蝇见没缝的鸡蛋还下蛆,又该给你们添油加醋啦!”

  “必要的时候,小谢讲究点卫生还是对的。”周浩总结地讲,接着他举起酒杯:“好吧,今天我们应当高高兴兴地喝一杯!”

  于莲提醒他:“你拿错杯子了,那是茅台!”

  周浩一向不饮烈性酒,倘若宴会上有王纬宇,于而龙等部属在场,都是他们自觉自愿代劳的,于莲自小在他家住过,很懂得“将军”的习性,便马上给他换酒。

  “今天我要喝一点”周浩喜滋滋地说。

  最令于而龙奇怪的,历来滴酒不沾唇的路大姐,也笑着凑趣:“莲丫头,给路妈妈也来一点茅台。”还命令着:“给你妈也满上。”

  谢若萍问:“是不是需要我打电话给医院,叫他们派辆救护车来?——路大姐,你绝对不能喝烈性酒,我是医生,我有权。”

  “今天就由我例外一次。”她竟然央告着。

  怎么?于而龙诧异起来:老两口找到了失踪的小儿子?“皖南事变”时,突围出来丢在了刀豆山的孩子,又回到他们身边了?有什么事使得老头、老太太竟想起要开怀畅饮一杯?简直莫名其妙。

  “端起来,朝我集中,我也来个以我为核心,碰一下,不行,不够响亮,再来一次!好,能喝的多喝,不能喝的象征性抿一口。”

  没想到,老两口把半盅茅台统统倒进了嘴里。周浩用餐巾擦擦嘴角,若无其事,他老伴则辣得呛咳着,连泪水都流了出来。

  谢若萍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用嗔怪的眼光看着她:“路大姐,路大姐,你……”

  “没关系,我还想喝呢!”

  谢若萍抢走了她的高脚酒盅。

  “要说起来,这该是我第二次主动想喝点酒的呀!”周浩玩弄着手里的玻璃杯子。“二龙,你自斟自饮吧,莲莲,你代表我,陪你爸喝着。那还是‘皖南事变’突围过江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几个人是乘着一艘小船过江的,那时候的心情该怎样形容呢?——吃啊,拌鸭蹼倒别有风味,我记得莲莲小时候,爱吃糟鸭脑,今天不知有没有(他的秘书连忙放下筷子走去要菜)?——当时,心里头主要是种痛定思痛的情绪,想想吧,好端端的一个革命局面,怎么会一下子给摧残到凄零破碎,濒于毁灭的下场。惨哪!相当的惨!不错,敌人是强大的,我们中了埋伏。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敌人绝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强大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得那么惨重?是我们的战士打仗不勇敢?是我们中级指挥员作战不力?一次冲锋,往往一个同志都回不来,许多挎手枪的营连长倒在战士前面。不是我们的过错,二龙,就像现在一样,我们没有罪,硬把我们当做罪人,历史最终会洗刷这些耻辱的。就算我现在见到马克思,我也毫无愧色。——还是给我点矿泉水吧,我要开始给你们讲喝酒的事了。过了长江,来到江北,找到了我的部队,把那些个残兵败将拢了拢,可怜哪,千来人剩下了百十人。

  “这时,一个军部通讯员骑着一匹马,牵着一匹马来找我,让我赶紧去见军长,延安已经发布命令,司令员代理军长职务啦,我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华里,马匹像从水里爬出来一样。司令员见了我劈头一句是:‘还剩多少同志?’我告诉了他准确的数目字。他沉吟地说,仿佛像在作他的诗。‘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区,我们就会有好几个县,要是一个人去扩展一个县,我们就会有好几个省。周浩,周浩,这会你就放手去干吧!党已经搬开了挡路的绊脚石,我们可以大踏步地东进了。’我记得那里是一个冬天里暖洋洋的小集镇,也许南方季节要早一点,河边的柳枝都软了。我怎么也忍不住,就在一家小酒店的迎街柜台上,要了一小壶烫得滚热的酒,一小碟干丝,三下两下,全倒进了嘴里。也许是酒在胃里燃烧,虽说是冬天,但我觉得倒好像是春天。

  “司令员的一席话,展示了冲出绝境以后的希望,二龙,心里那分热呀,把积压在心头多少日子的闷郁之气,全都驱赶了出来。由不得再想向那个戴着毡帽头的店老板,讨了一壶酒。——莲莲,给我再倒半盅茅台,丫头,我一直支持你做一个真实的艺术家,敢于说出人民心里想说的话,所以你必须研究人的灵魂,我坦率地对你讲,我在渡江的时候,心情是并不平静的,我痛恨,我从心里诅咒那些把革命搞到这步田地的人,同时我也深深谴责那些纵容姑息,包庇支持,使得错误逐步酿成的人,他们都负有责任。江面上惨凄凄的冷风,吹凉了我的心,我觉得那不是风,而是牺牲了的同志的冤魂,也随着我们过江北上了吧?莲莲,他们不应该死的,他们死得屈,死得冤,完全可以活到今天,同我们一起的,然而饮恨九泉,死不瞑目。损失了多少好同志啊?能统计得出来吗?付出了多么沉痛的代价啊?能计算得出来吗?现实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过烦恼,才有痛快;有过辛酸,才有甜蜜;有过苦痛,才有欢乐。我是一个老兵,难免常人的感情,所以,我要——”他说着,把那半盅酒举起,慢慢地把酒抿完,连最后一滴也滴进了嘴里。

  这时,厨师和女服务员,端着香气扑鼻油黄蜡亮的烤好的肥鸭,走进房间。

  于而龙在思忖:有什么事使得老头高兴,激动得以致开怀畅饮?他提起了皖南的旧事,莫非他们失踪的小儿子有了音信?那是根本无望的事情,解放后,多次去刀豆山查访过,丢弃孩子的歇脚凉亭还在,但孩子的消息杳如黄鹤,难道现在会找到?!不,不可能。而且,一般地讲,他理解没有一根白发的年老的将军(他女儿那幅遭到灾祸的油画《靶场》,那个老兵的形象里可以看到将军的影子)。属于他个人身边的一切,是很少当回事提起的。“皖南事变”夺走了他的小儿子,路大姐带着大孩子辗转周折,脱险到了江北。

  谁知解放后,这孩子刚刚学有成就,又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中牺牲。那是他陪着周浩去处理善后的,也不曾见他如此情感激动过。那么,还会有什么事呢?连路大姐也面有春色,看起来,多少有点反常呢!屋里有点热,周浩又一个劲地劝他多喝。他站起来,推开了沿街的窗户。入夜,马路上静下来了,秋风扫着落叶,他敞开衣襟,任凉风吹着,心里想:也许这也是“将军”所说的带有冤魂的风吧?谁知道,说不定也真是呢!反正,这顿酒喝得有些蹊跷。

  “现在画些什么?”周浩转了个话题,问着于莲。

  “画花。”谢若萍替女儿回答。

  “玉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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