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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世故(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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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忽而“认清界限” 以上也许近乎“蝎子撩尾”。倘是蝎子，要它不撩尾，“希望”是不行的，正如希望我之到所谓“我们的新时代”去一样，惟一的战略是打杀。 不过打的时候，须有说它要螫我，它是异类的小勇气。倘若它要螫“公理”和“正义”，所以打，那就是还未组织成功的科学家的话，在旧时代尚且要觉得有些支离。 知其故而言其理，极简单的：争夺一个《莽原》⑿；或者，《狂飙》⒀代了《莽原》。仍旧是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不过“新时代的青年作者”却又似乎深恶痛疾这思想，而偏从别人的“心”里面看出来。我做了一篇《论他妈的》是真的，“论”而已矣，并不说这话是我所发明，现在却又在力争这发明的荣誉了。⒁因为稿件的纠葛⒂，先前我曾主张将《莽原》半月刊停止或改名；现在却不这样了，还是办下去，内容也像第一年一样。也并没有作什么“运动”⒃的豪兴，不过是有人做，有人译，便印出来，给要看的人看，不要看的自然会不看它，以前的印《乌合丛书》⒄也是这意思。 创作翻译和批评，我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我都给以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和介绍，也不轻视，反以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我译了几种书，就会有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出现，倘译一部世界史，不就会有许多拟中外古今的大人物猬集一堂么。但我想不干这件事。否则，拿破仑要我帮同打仗，秦始皇要我帮同烧书，科仑布拉去旅行，梅特涅⒅加以压制，一个人撕得粉碎了。跟了一面，其余的英雄们又要造谣。 创作难，翻译也不易。批评，我不知道怎样，自己是不会做，却也不“希望”别人不做。大叫科学，斥人不懂科学，不就是科学；翻印几张外国画片，不就是新艺术，这是显而易见的。称为批评，不知道可能就是批评，做点杂感尚且支离，则伟大的工作也不难推见。“听见他怎么说”，“他‘希望’怎样”，“他‘想’怎样”，“他脸色怎样”，……还不如做自由新闻罢。 不过这也近乎蝎子撩尾，不多谈；但也不要紧。尼采先生说过，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⒆最无聊的倒是缠不清。我不想螫死谁，也不想绊某一只脚，如果躺在大路上，阻了谁的路了，情愿力疾爬开，而且从速。但倘若我并不躺在大路上，而偏有人绕到我背后，忽然用作前驱，忽然斥为绊脚，那可真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有些知其故而不欲言其理了。 本来隐姓埋名的躲着，未曾登报招贤，也没有奔走求友，而终于被人查出，并且来访了。据“世故”所训示：青年们说，不见，是摆架子。于是乎见。有的是一见而去了；有的是提出各种要求，见我无能为力而去了；有的是不过谈谈闲天；有的是播弄一点是非；有的是不过要一点物质上的补助；有的却这样那样，纠缠不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硬要将我造成合于他的胃口的人物。从此我就添了一门新功课，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绍介，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 但我毫无不平，有时简直一面吃药，一面做事，就是长虹所笑为“身心交病”的时候。我自甘这样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来放阎王债，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点报偿。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脚而升到什么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许别人踏。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块踏脚石或绊脚石，要动转，要睡觉的；又有个性，不能适合各个访问者的胃口。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说他所要说的话，攻击他所敌视的人的时候，我常说，我不会批评，我只能说自己的话，我是党同伐异的。的确，我还没有寻到公理或正义。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钊闹，我何尝说是自己放出批评的眼光，环顾中国，比量是非，断定他是阻碍新文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啸聚义师，厉兵秣马，天戈直指，将以澄清天下也哉？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再说一遍：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至于被利用呢，倒也无妨。有些人看见这字面，就面红耳赤，觉得扫了豪兴了，我却并不以为有这样坏。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帮助”。文字上这样的玩艺儿是颇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说“互助”；“妥协”，“调和”，都不好看，说“让步”就冠冕。但现在姑且称为帮助罢。叫我个人帮一点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无反感；只是不要间接涉及别的人。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连《未名丛刊》⒇和《乌合丛书》都算作“狂飙运动”的工作了。我颇诧异，说： 这广告大约是长虹登的罢，连《未名》和《乌合》都拉扯上，未免太会利用别个了，不应当的。因为这两种书，是只因由我编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个名目，书的著者译者，是不但并不互相认识，有几个我也只见过两三回。我不能骗取了他们的稿子，合成丛书，私自贩卖给别一个团体。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我沉默着。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然而青年作家的豪兴是喷泉一般的，不久，在长虹的笔下，经我译过他那作品的厨川白村[21]便先变了灰色，我是从“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说是去年已经看出，不说坦白的话了。原来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这且由他去罢。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龄也成了大错处了，然而也由他。连别人所登的广告，也是我的罪状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广告上给我加上一个头衔。这样的双岔舌头，是要螫一下的，我就登一个《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这一下螫出“新时代富于人类同情”的幽默来了，有公理和正义的谈话──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还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这两段只要将“介绍外国作品”改作“挂着批评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赠给他自己。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确是一个平凡的人；加以对于青年，自以为总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过也很容易的，就因为很平凡。倘有人觉得横亘在前，乃是因为他自己绕到背后，而又眼小腿短，于是别的就看不见，走不开，从此开口鲁迅，闭口鲁迅，做梦也是鲁迅；文字里点几点虚线，也会给别人从中看出“鲁迅”两字来。连在泰东书局看见老先生问鲁迅的书，自己也要嘟哝着《小说史略》之类我是不要看[22]。这样下去，怕真要成“鲁迅狂”了。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23]。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但若满身挂着什么并不懂得的科学，空壳的人类同情，广告式的自由批评，新闻式的记载，复制铜版的新艺术，则小范围的“党同伐异”的真相，虽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时代的脚，却绊得跨不开了。 这过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驱。但也都不要紧。只要唾弃了那些旧时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说话，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就成为踏脚石的。 我并非出卖什么“友谊”或“同情”，无论对于识者或不识者都就是这样说。 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注释】===== ⑿ 《莽原》：文艺性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⒀ 《狂飙》：周刊，高长虹、向培良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附《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复刊，由光华书局出版，次年一月停刊，共出十七期。 ⒁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但要找当时骂人的口实时，则也怕还是从我开始的吧！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绵袍的世界》之初次使用”。又说，“若再述一件琐事，则鲁迅更不应该，当‘他妈的’三字在绵袍的世界初次使用的时候，鲁迅看了，惊异地说：‘这三个字你也用了！’……我们看鲁迅《论他妈的》一文，却居然有‘予生也晚’云云了！” ⒂ 稿件的纠葛：因为一九二六年韦素园接编《莽原》半月刊时未采用高歌和向培良的几篇稿件，高长虹便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上发表《给鲁迅先生》《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进行指责和攻击。 ⒃ “运动”：这是对高长虹等人的“狂飙运动”的讽刺。狂飙运动，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因德国作家克林格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学运动。高长虹等人当时标榜要“建设科学艺术”，“用新的思想批评旧的思想”，自称为“狂飙运动”。 ⒄ 《乌合丛书》：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初由北新书局出版，专收创作。 ⒅ 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〇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秦始皇（前259─前210），姓赢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科仑布（C.Colombo，约1451─1506），通译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他在一四九二年开始的远航中发现美洲新大陆。梅特涅（K.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帝国首相，十九世纪前期反动的欧洲“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⒆ 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见德国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⒇ 《未名丛刊》：鲁迅编辑，原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后改由该社出版，专收译本。 [21] 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评论家，曾任京都大学教授。他的文艺论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曾由鲁迅译成中文。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中说：“未名社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时代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但这“不在于厨川白村的灰色的勇敢”。 [22]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吴歌甲集及其他》中说：“中国小说史略我也老实不要看，更无论于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之类。一天，我在泰东遇见一位老先生进来问有鲁迅的书没有，我立刻便想起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的那一篇撰译书录来了。唉，唉，唉，怕敢想下去。” [23] “以其好喝醋也”：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语丝索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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