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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机欲觑话《棋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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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光中 论者常说，台湾的小说近来一直陷于低潮，欲振乏力。对于我们的小说家说来，这是不太公平的。我认为这几年的小说，非但没有萎缩，而且颇有变化。多采多姿，当然还说不上，可是风格独具的作品却不断出现，而彼此之间在风格上的差异，也显示了台湾小说生命的多般性。以“受评量”最大的两本小说《家变》与《莎哟哪啦，再见》为例，当可发现，无论在主题，语言，或态度上，目前的“热门书”和于梨华，白先勇，林怀民等等的那个“时代”已经颇有距离了。大致上说来，近年台湾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已经渐渐把注意与关切的焦点，在空闲与时间上加以调整，转移到七十年代的台湾来了。 无可讳言，近年台湾社会的形态已随政局的骤变而大为改观，反映在文学上，这种新的形态也需要新的诠释。除了少数例外，已经成名的小说家，面对新时代与新形态，似乎诠释为难，一时无话可说。新的诠释来自更年轻的一代。在台湾长大的张系国先生，正是代表之一。张系国在文坛上是一位独来独往的人物。他研究的是科学，关心的是民族与社会，创作的却是小说。他写小说，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因此对于社会的病态，民族的危机，着墨最多。以前的小说家批评的对象是农业的旧社会，张系国批评的却是工业的新文明。他身为科学专家，对于机器压倒人性的工业文明，自然比一般文科出身的作家了解更深。如果说，白先勇的作品是感性的，回顾的，绝望的，则张系国的该是知性的，前瞻的，企望的。如果说，白先勇的作品是从肺腑中流出来的，则张系国的，该是冷静的脑加上炽热的心的结晶。张系国的科学训练，人道胸襟，和远瞩眼光，令我们想起韦尔斯，赫克斯黎，奥韦尔，史话等现代作家的先知精神与知性传统。中国小说，甚至中国的文学，在这一方面如果不是十分荒芜，至少也是开垦不力。张系国这样的作家出现在当前的文坛，可说是一股健康而清醒的活流。 实际上，这股活流注入台湾的文坛，先后已经有十年了。从早期的《皮牧师正传》到最近的这本《棋王》，张系国的作品从小说到剧本，从批评到方块小品，观察和思考的天地是异常广阔的。六十年代的台湾小说，一度几乎为盗印版的存在主义和意识流技法所淹没。年轻的张系国始终把握看他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良心，不甘随潮浮沉。他是我们最肯想，最能想，想得最切题的作家之一。 在《让未来等一等吧》的后记里，张系国说：“这些年来，困扰着我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我们这一群植根于台湾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人？我们是甚么？我们应如何安身立命？我说‘于台湾的中国人’因为在我看来，籍贯不重要，出生地点不重要，甚至现在身在何处也不重要。祇要关心台湾，自认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就是植根于台湾的中国人——我很想从系统科学，人道主义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迷宫里，整理出一套可行的实用哲学，做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位小说家有这样的抱负，这样的先知先觉，自然言之有物，立脚点先已高人一等，不用像亚弦笔下喟叹的“走马灯，官能，官能，官能”那样，在意识流的盲目世界里乱冲乱撞。 三十岁一代的青年人物之中，能出现张系国这样有担有当，能感能想，既不悲观自伤他不激傲凌人的角色，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少所谓“旅美学人”，偶尔回国做一次客，事事看不顺眼，便指东指西地评论一遍，似乎国家兴亡全是他人的责任，似乎祇有台湾负他，他却不负台湾。张系国每次回来，不是上山下乡，深入民间，便是发展中文计算机，写小说和方块，做的都是正面的建设工作。我总认为，张系国对于国内青年的意义，不但是文学的，更是文化的。我认为他日二位心胸宽阔而目光犀利的“文化人”，七十年代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他的触觉该属于最敏感的一等。值得高兴的是，这样的敏感能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于小说。 张系国的小说大致说来有下列几个特点。 其一是长于思想，饶有知性。此点前文已略加申述。张系国自己也承认他有探讨哲学的倾向。尽管如此，他的作品并不流于抽象或玄学。相反地，他的小说颇为经验化，很有戏剧性，故事的发展简洁而明快，绝少冗长的叙述或繁琐的形容。 其二是语言丰富而活泼。张系国的白话不但写得纯净两流畅，更因融合了少量的文言和欧化语而多采多姿。他的语言十分自然，绝少雕句琢词，或是跑意识流的野马。他的对话生动而有现实感并且充分配合身份各殊的口吻：《亚布罗诺威》和《地》两篇里的对话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处理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的口语上，张系国确乎自成一家，台湾地区流行的学生俚谚，甚至章回小说，武侠小说的用语，到了他的笔下，每每都有点睛之妙。严肃的主题和幽默的语言，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其三是时代性与社会感。这两种因素一经一纬，交织成立体的感觉。就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和心理状态而言，张系国是很能够“进入情况”的一位小说家。近六年来，他间歇回国，定居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由于关心国家和社会，更由于科学修养的背景，他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现况和新社会知识分子的处境等等，可说比一般定居国内的作家更有认识。 日趋工业化的台北市，在他的作品里勾出了一个新的面貌：那里的台北人，生活在经济挂帅的七十年代，和白先勇笔下的已有颇大的不同。但是这样的时代性并不止于表面的描写，因为背后包含的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深切的关怀，以及爱之深责之切的批评。张系国的小说手法有时是写实，例如《地》，有时是寓意，例如《超人列传》，手法尽管不同，社会批评的苦心却是不变的。他在《地》一书的后记里说：“孔拉德曾说过，小说的功用是‘使人们看见’。至于看见的世界是美是丑，却并非小说的作者所能左右。”又说：“在这灰暗的世界里不论做甚么事都是灰暗的，写小说也不能例外吧？” 我不认为张系国小说的世界是灰暗的，因为他仍然心存批评，而批评就意味着不放弃希望。祇有虚无主义那种官能的走马灯，才是灰暗的。 上述约三种特色，并见于去年在“人间”连载的小说《棋王》，并且有了更新的组合。 《棋王》叙述的故事，生动而紧凑，从头到尾节奏明快，加速进行，以达于篇末的高潮。 就说故事的技巧而言，《棋王》虽不是一篇侦探小说，却充满此类小说的悬宕感，令人一开了卷就无法释手。 《棋王》一开始，故事的线索就牵出了好几根。电视公司的伙伴是一根，老同学是一根，广告社的同仁是一根，弟弟又是一根。这几条线都由主角程凌牵出来，起初牵来绕去，似乎很乱，但是等到五子神童的主线拉开来之后，几根辅线便各就各位，渐渐地扭成一股了。从神童显灵到秘密泄露，再从神童失迹到棋王决赛，故事之索愈扭愈紧，甚至到决赛之后仍不放松：张系国说故事的技巧是迷人的。 我认为《棋王》的主题有正反两面：正面是寓意，反面是写实，正面是哲学的，反面是社会的。正面约主题在于探讨所谓神童的意义。作者在书中的代言人是主角的弟弟，他不时假弟弟之日来思考神童的意义。弟弟先后用来布尼兹的“单子论”和热力学上的熵上，来解释神童超人的智力。来布尼兹的单子是一个个绝缘的灵魂，由于没有窗户，虽有选择的自由，却无选择的先见。超人的智力就像开了窗的单子，能够参造化，观天巧。 但天机玄妙，岂容泄漏？一个人要独坐在空而大的暗厅中骇视人类未来的预告片，负担未免太重了。卡珊朱婀能预卜未来，乃遭天谴。普洛未修司盗火授人，为神所惩。赖阿可昂觑破木马，为蟒所缢。中国的寓言也是如此：仓颉造字，天竟雨血；浑沌开窍，七日而终。庄子潭沌凿窍的寓言，和程凌弟弟所说的宇宙留缝的譬喻，有异曲同工之妙。 天机既不可泄，超人竟要张目逼视，惊心伤神，自然不堪负荷，为求自保，不如关上窗子，混沌度日。 凡人是常态，超人是变态，变态的东西是不能持久的。正如热力学上所说，一样体系里熵愈愈多则愈混乱，熵愈愈少则愈整齐，但是熵少的体系都不能持久，神童的体系少熵，故不能持久。五子神童处于这样的反常状态，前有繁复的天机要他独力去搏斗，后有社会的压力要利用他的神通，他畏缩了。 而最饶意义的一点，是他在畏缩不前的紧要关头，竟发现了人的尊严和勇气：他临时决定放弃非份的天赋，仅凭人力，仅凭他的“本份”（Normal Share）来克服难关。天赋犹如中奖，是运气，也是不幸。人为的选择才是努力，才是自立，才是真正的自由。与其迷信“成事在天”，不如相信“人定胜天”。这才是存在主义最高的意义。这一点，值得程凌的朋友们，也值得一切关心国家前途的人，细细体味。 解罢主线，再来试解辅线。 《棋王》故事的主线，是神童之发现，考验，与变质，但是在放线的过程之中，本书的反面主题也藉几根辅线的交织而渐渐展开，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七十年代台湾新型社会里知识分子的面貌。搞电视的张士嘉，昼裸女的高悦白，炒股票的周培，以这些人物为代表七十年代典型的心知识分子都十分现实，为了拜金：不惜投机取巧，甚或嘲弄他人的理想。这些人都是程凌的朋友，至少也是伙伴，他们的弱点程凌都很明白，可是程凌自己也是脆弱的，并无抗拒的力量。在半迎半拒的心情下，他被朋友牵着鼻子走，结果是电视也搞了，裸女也画了，股票也炒了。 套用张系国爱用的江湖术语，程凌这人不能分入黑白两道，祇能算是可黑可白，一味妥协的灰色人物。他追女孩没有魄力，搞节目不够四海，炒股票缺乏狠劲，正经画画呢，又没有自信，不耐寂寞。 白道可敬，黑道可恨，可白可黑的人物才是小说里最可玩味的角色。大贤大奸毕竟不是人性的常态，因为两者都是“吾道一以贯之”的高度秩序，人生观的焦点对得非常之准。但是芸芸众生祇能在黑白两道之间徘徊，为善无志，作恶无胆，对人生的看法祇像一具焦点对不准的镜头。其实，程凌的朋友们也算不得黑道人物，祇是比程凌更灰罢了。 程凌灰得不深，在小人与君子之间，似乎还更近君子，所以他一方面可以喻于利，另一方面也可以喻于义。《棋王》里面也尽有肯定的人物，程凌的母亲，弟弟，同学黄瑞淑和冯为民，老师方教授，还有，不要忘了，那位五子神童本身，都可归入此类。程凌不能投入他们的行列，却能够欣赏他们的力量和情操。不过这种欣赏是片段的，不足以形成信仰。早年他也曾信仰过宗教和艺术，也曾和同学办过杂志，肯定过文化的价值，但不久即安于“第二流”的自觉，放弃了。冯为民称赞方教授退休以后还计划为书，他说：“他们老一辈的读书人——硬是守得住。换了我，我就守不住。你守得住吗？”程凌的回答是：“时代变了。我敢说，方先生一辈子没有为钱操过心。他不会赚钱，也不想赚钱。老一辈都是这样，价值观念不同。我们非要赚钱不可。” 对于程陵，钱就是自由，而自由，比历史潮流更重要。可是为了赚钱，首先必须牺牲不少自由。钱所保障的那点自由，是用更多的自由换来的。我认识一些心活手快的优秀青年，他们认为叫化子不能搞文化，得先赚钱，等钱赚够了再回头搞文化还不迟。问题是赚了钱之后，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就变了。经济带头的社会，对我们的青年真是一大考验。 五子神童一出现，程凌的价值观念便受到新的震撼。对于他的朋友们，能够未卜先知的神童是一株摇钱树，可以用来号召观众，猜考题，测股票。冯为民提议向神童求解人类前途之类的大问题，立刻遭到否决。大家都认为大问题太浪费时间，还是摇钱重要。 正当这时，神童忽然失迹了。等到他寻获时，他已经丧失了神力，于是摇钱树倒，财奴四散。台北社会唯利是图的现象，到此反映无遗。通俗电影和武侠小说里群雄夺宝的公式，到了张系国笔下，扬弃了暴力，保留了悬宕，竟用来处理这么严肃的题材。这一点再度证明，废铜烂铁，张系国随手拈来，都能派上用场。 人人都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身为机巧之钥的神童，在接受重大考验的关头，竟然舍天巧不用，而用人谋。这种死里求生，自绝以自拯的勇气，令程凌感愧。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谁说历史是不由人的？神童说：“我不需要未卜先知。我自己会下。”下棋：是一个象征。世事如弈，成败还靠自己。程凌回到自己的画，他恢复了信心。《棋王》不愧是一部杰出的寓言。 书中还有一位独来独往的角色，刘教授。这是张系国创造的最迷人的角色之一。（真希望张系国写一部《儒林新史》，让我做第一位预约的读者吧。）我说迷人，因为刘教授也是一位可黑可白弹性很大的角色，伪君子，大盖仙，江湖学者，青年才俊，似乎交迭在他的身上。初见此人，有点可笑，有点可鄙，也有点可恶。在张系国嘲弄的笔法下，这位大骗子竟然被众人同谋的骗局所愚，反而处之泰然。看到这一幕，又觉得此人值得同情，竟有点可爱了。刘教授既不愿死读书，也不愿死赚钱，只愿意戏奕人间，“小混”一场。 这么说来，《棋王》的世界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恶人。张系国审视的人性，是弱点，不是罪恶。弱点是值得同情的，张系国对他的人物，向来是同情多于谴责。他是一位宽厚的道德家，一位笔锋略带漫画谐趣的讽刺作家，性情温和，点到痛处为止，并不刻意伤人。他的讽刺画是线条清晰的钢笔素描，简洁而精确，不是刀锋凌厉的木刻，是库鲁克先克，不是杜米叶。 《棋王》的文体稳健中透出诙谐与洒脱；对话，动作，外景，意识，回忆等等组合得自然而流畅，偶尔也穿插一点蒙太奇之类的手法，但不耽溺成癖。作者是一位能放能收的文体家。他的对话是一绝，从不失误。比起他的对白来，某些作家的对白显得死气沉沉，像台词不熟的排演。他的叙述部分有时稍感逞才，失之驳杂。例如程凌见到丁玉梅，“股怒气，顿时飞散到爪哇国”之类的文句，放在叙述里就不如放在对白里好。我始终以为，对白的文体应与叙述的文体有所分别，才能收对照相衬之功。此外，长于思考的张系国并不拙于抒情与写景，他的小说存知性与感性之间乃得保持适度的平衡。他的发展轻快而有节奏，少有拖泥带水之病。故事说得这么高明，对白简直不用改写，《棋王》如能拍一部电影，即以台北市为背景，一定非常叫座。就看那些成天在甚么风甚么梦里捉迷藏的“爱情卡通”的导演们，有没有先见之明了。 因为这才是台北。 一九七五年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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