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生平和思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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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平和思想发展(1)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　　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省，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系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注：《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注：《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注：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与伦理》。）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〇二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还。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持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礼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破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注：《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　　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一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但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觉醒的时候，这种思想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作为一个作家，使文艺活动结合政治要求，将文学艺术的任务自觉地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并且愿意尽毕生之力为之服务，在鲁迅的整个生涯里，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起点。　　一九〇六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办文艺杂志，多方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于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家。根据几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接触，他非常喜爱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受到果戈里、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同时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竭力推崇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拟议中的刊物定名《新生》，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便开始译书，撰文。当时章太炎流亡到日本，鲁迅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他听讲《说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　　从一九〇七年起，鲁迅一方面翻译北欧和东欧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作为部分的内容，收在一九〇九年先后出版的两册《域外小说集》里，另一方面又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中最能代表他当时思想的是《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鲁迅的思想深深地植根在现实生活里。他既反对贵族地主洋务派的“竞言武事”，“不根本之图”，也不满官僚集团维新派的主张“制造商估立宪国会”，对于新起的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同样充满了不信任和憎恶，认为他们倡导的只是假民主，“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仅了解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精神流毒，还看到刚刚继起于东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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