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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和散文(1)

　　鲁迅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杂感、散文和散文诗。杂感是他直接解剖社会、抨击敌人的艺术武器：犀利活泼，不拘格套。散文和散文诗则以清新隽永的风格，包含着更多叙事和抒情的成分。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互有高低，但总的倾向是一致的，并且各各以其新颖多彩的形式，丰富和充实了现代文学最初十年间的成就。

　　杂感“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和过去这一类文章的传统形式不同，它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一开始就受到鲁迅的重视。鲁迅最早的杂感见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开辟阵地，不断倡导。他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注：《华盖集·题记》）

　　鲁迅重视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不断撰写杂感。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继起写作，蔚然成风。鲁迅前期杂感收集在《坟》（注：鲁迅自己曾把《坟》称做论文集，其中一部分文章却近于较长的杂感，他后来写的便不再区分，一律收入杂感集中）、《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杂感根据艺术样式本身的特点，直接地表现了烈火一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广泛地接触了为小说创作所没有或者不可能接触的问题。

　　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曾经统治了二千多年，系统严密，条理周详。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动摇这个体系，直到“五四”前夕，这种长期淤积下来的思想毒素依旧支配着社会心理，形成一种历史的惰力，对外来思潮起着排斥和抗拒的作用。而每当政治方面反动逆流高涨的时候，情势就更为猖獗。在社会上，充耳触目的都是歌颂祖德、仰慕往古、崇道劝孝、读经尊孔，甚至以儒家名义而信奉《太上感应篇》，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勾当。

　　鲁迅认为：“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因此中国倘要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应该是“这机运的开端”（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激荡的历史浪潮中，广泛的社会批评便成为他早期杂感的特色。单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而言，“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注：《热风·题记》）从“虚无哲学”到奴隶主义，从盲目自大的“爱国论”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

　　这些杂感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过始终贯串着“五四”的时代精神——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的要求。这种要求具体地表现在鲁迅杂感里的，首先是反对国粹主义。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发端于“五四”前夕，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更激烈和更彻底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22页）守旧派用“保存国粹”名义，维护文言，提倡国学，宣扬所谓固有道德和固有文明，其目的是使封建思想继续盘踞统治的地位，以压制新思潮的传入和兴起。

　　鲁迅在《说胡须》、《看镜有感》、《论“他妈的！”》以及《热风》的绝大部分《随感录》里，反复地驳斥了那些“国粹家”，指出在中国，从缠足、拖大辫、吸鸦片一直到人身买卖、一夫多妻，他们的“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二》）“国粹家”们甚至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当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日益成为世界潮流的时候，执拗地保存着以“国”字冠首的陈腐的成规，这结果必然是我们保存了国粹，国粹却不能保存我们：“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注：《热风·随感录三十六》）其次是扫除迷信落后的思想。

　　封建制度从来便是和迷信落后的思想相胶结的，统治阶级利用神道魔法，因果报应，向人民群众灌输宿命论，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不敢起来反抗。破除迷信曾经是“五四”当时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举措之一，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们的反对扶乩迷信（注：《以美育代宗教说》，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偶象破坏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均指斥鬼神迷信的虚妄。后来北京大学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出版过“非宗教丛刊”，第一册《非宗教论》里收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吴虞等多人文章。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文章均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都是驳斥上海盛德坛的扶乩迷信的），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

　　鲁迅在《论照相之类》、《春末闲谈》以及《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五十三里，不断地向愚昧无知的习俗进攻，指出应该知道“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注：《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要医治“祖传老病”，扫除社会上的“妖气”，只有一味“对症的药”：科学（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三》）第三是主张社会解放。封建礼教、宗法观念长期以来束缚着人们，成为人们——特别是妇女和青年的精神桎梏。“五四”当时一直把家庭问题作为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新青年》，许多报纸和期刊甚至开辟专栏，研究了妇女和青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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