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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茅》、《恢复》等诗集(1)

　　继《女神》之后，郭沫若于一九二三年出版了诗文集《星空》，其中所收诗歌散文均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日本和上海两地所作。这正是“五四”高潮已过，国内政局混乱，新的革命运动尚在积极酝酿和准备的时期。几度返国的诗人在目睹了灾难重重的祖国、倾饮了人生的“苦味之杯”以后，思想感情处在极端矛盾中。他一方面对现实有更深的憎恶和不满，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抗精神，要求对社会作彻底的改革；另一方面，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泛神论思想出发，他又希望在大自然里或者在超现实的空幻境界里找寻暂时的逃避和慰安。《星空》中的诗篇，清晰地反映了诗人当时思想感情上的这种矛盾状态。

　　在集首《献诗》里，诗人自喻为一只“带了箭的雁鹅”，象“受了伤的勇士”一样“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想从星空的“闪闪的幽光”中得到“安慰”，然而美丽的星空也闪烁着“鲜红的血痕”，含蓄着“沉深的苦闷”。在《南风》里，他看见了海畔松林里一幅“典雅的画图”，而“回想到人类的幼年，那恬淡无为的太古”。在诗剧《孤竹君之二子》里，则假借逃避现实的伯夷的嘴，吐露了自己对“堕落了的人寰”的深深厌严，渴慕“原人的纯洁，原人的真诚”。正是这些，反映了诗人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彷徨和苦闷，也使得《星空》减少了《女神》那种豪情四溢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但是《星空》仍有与《女神》一脉相承的东西，那便是诗人对于“血海”似的旧世界的愤怒，对于舍己为群的古代英雄的赞美，把改造旧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近代劳工”身上，而且对未来的光明仍未失却信心。在《洪水时代》的尾段，诗人说自己“坐在岸上的舟中，思慕着古代的英雄”，而把那种“刚毅的精神”比作“近代的劳工”，接着唱道：

　　你伟大的开拓者哟，
　　你永远是人类的夸耀！
　　你未来的开拓者哟，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时代了！

　　这里的“未来的开拓者”正是“近代的劳工”。人们再一次从诗人渴望变革的心情和奔腾丰富的想象里，接触到了表现在《女神》里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

　　此外，《星空》中还有一些意境优美之作。例如《天上的市街》命意清新，韵律和谐，比喻生动而富于独创性，便是一首好诗。

　　出版于一九二八年的《前茅》共收诗二十三首，共中除《暴虎词》作于一九二一年，《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和《哀时古调》（共九首）作于一九二二年，《太阳没了》作于一九二四年外，其余都写在一九二三年。这时群众运动在党领导下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情绪也有了显著的变化。

　　他辞别了《星空》中那种“沉深的苦闷”和“低徊的情趣”，重新正视坎坷的现实，以粗犷的声调歌唱革命。他看出了，假使不象“俄罗斯无产专政一样，把一切的陈根旧蒂和盘推翻，另外在人类史上吐放一片新光”，中国就“永远没有翻身的希望”（注：分别见《前茅》中《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前进曲》诸篇）；他预感到“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注：分别见《前茅》中《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前进曲》诸篇）；他要同“世上一切的工农”一起，“把人们救出苦境”，“使新的世界诞生”（注：分别见《前茅》中《黄河与扬子江对话》、《上海的清晨》、《前进曲》诸篇）。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是《前茅》中一首耐人歌吟、启人深思的诗篇。诗人通过黑夜的必将消逝和光明的必将到来，预示革命的最终胜利。他没有用直接告白的方式表露自己的革命热情，而是用一连串富于象征性的诗句显示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黑暗腐朽的反动统治终必灭亡，人民群众的革命理想终必实现。当人们读到：“在这黑暗如漆之中，太阳依旧在转徙，他在砥砺他犀利的金箭，要把妖魔射死。”就似乎看到了那些在黑暗统治下英勇斗争的革命者的形象，感受到了诗人对革命前途的乐观而高亢的召唤。

　　为追悼列宁而作的《太阳没了》，是《前茅》中另一重要的诗篇。诗人首先描画了全世界人民对失去伟大革命导师的无限哀痛，接着就以如椽之笔颂扬了列宁的伟大光辉的功绩：

　　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
　　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决垛，
　　无衣无业的穷困人们
　　受了他从天盗来的炎炎圣火。

　　诗人充分估计了列宁的死给世界革命带来的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他要秉着“赤诚的炬火”，同全世界劳动人民一起，继续做“逐暗净魔”的工作。这首诗在“四海的潮音都在同声哀悼”的时候，给读者以革命的鼓舞。

　　虽然《前茅》是写在诗人还没有投身实际革命斗争的时候，因为缺乏生活实感，有些诗不免给人以空泛的感觉；但在那黑暗如漆的反动年代里，这些粗犷有力的歌声和勇敢大胆的宣言，的确可以算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写于一九二五年初春的《瓶》，是一组歌唱爱情的诗，除《献诗》外由四十二首短诗组成。浓郁浪漫的遐想和波翻浪涌的诗情，依然表现了诗人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五四”时代精神通过诗人作品在另一方面的反映。不过部分诗篇受了唯美主义影响，有些地方还流露了缠绵悱恻的情调和人生如梦的感慨。

　　诗集《恢复》出版于一九二八年，集中二十四首诗作，写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岁月里。诗人当时经历了一场大病。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疾病的摧折并没有磨损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用更高亢、更坚决、也更充实的诗篇对它们作了响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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