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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革命初期的创作(3)

　　这类作品有时显得精巧，有时不免做作；有时显得机智，有时却只成为文字游戏而缺少真正的诗味。作者也曾写过一些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田主来》、《卖布谣》揭露了地主豪富的贪婪凶残，《成虎不成》、《每饭不忘》赞美了农民的自发反抗，《红色的新年》与《劳动节歌》虽嫌浮泛，却也歌颂了新的时代潮流。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稍后的诗（如《旧梦》中一九二一年以后大部分的诗和后来出版的《邮吻》集），已经充满颓废孤寂情绪。随着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作者在政治上也逐渐趋向于堕落。

　　白话散文的写作，也与小说、新诗并起。其中数量较多、成就较高的，是适应当时急遽的战斗要求而产生的杂感。这种文体，最初由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第七版）等设置“随感录”、“浪漫谈”等专栏加以提倡而趋于兴盛，以后更经鲁迅等先驱者的长期努力，“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的代名词”（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后来《向导》等刊物上的“寸铁”专栏，也正是这一战斗武器的运用和发展。

　　“五四”时期杂感的写作，除鲁迅而外，李大钊（1889—1927）也是重要作者。他所写的一些带文艺性的短论，有时虽还残留着民主主义思想的痕迹，但针砭时弊，冲刺锋锐，战斗性大多很强。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传播和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渐次扩展的时代侧影。《新纪元》等文以热情洋溢的语调，预言了十月革命后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枯叶经了秋风”般的命运，号召“黑暗的中国”的人民迎着“曙光”前进；《混充牌号》、《红萝卜党》以形象鲜明的比喻，提醒人们及早警惕那些挂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牌号、“带着一层红皮”的东西，“将来难保不是一片红萝卜”；它们都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特有的敏感。《政客》、《屠宰场式的政治》借助于逻辑的推论或巧妙的联想，三言两语就剖析出军阀政治的本质；《太上政府》、《威先生感慨如何？》则义愤填膺，单刀直入，戳穿了帝国主义的画皮，暴露了他们的凶恶面目；这些也都显示了作者高出于一般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可贵之处。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共同宣传所谓“中日亲善”而有些人也对此发生幻想时，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质：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中日亲善”》

　　在这里，精湛的思想，锐敏的洞察力，形象而简练的语言：三者确实得到了较好的结合。正是这种原因，使李大钊的杂感获得了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它们同《新青年》上鲁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随感录”一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初期白话散文中，游记、通讯报告也占有重要位置；稍后更有抒情小品、随笔出现。这些都属于当时所谓“美文”类。用白话写这类文字，足以打破“白话只能作应用文”的陈腐看法，含有向旧文学示威的意思。但在内容上，还是以抒写闲情逸致者居多。较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在早年游记通讯中，应推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

　　瞿秋白（1899—1935）较早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实际参加过“五四”群众运动，很早就是“为人生”、为社会和为人民的文学的鼓吹者。一九二〇年十月，以《晨报》记者身分赴苏：《饿乡纪程》（亦名《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即为旅苏期间所写的两部散文集（有些篇章曾在《晨报》上发表）。作者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最早向自己的人民“拨开”国内外反动派所散布的“重障”，真实报导了“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现实以及苏俄“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那种复杂、尖锐而曲折的斗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许多篇章记述了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战胜敌人、排除困难的英勇业绩，表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生气勃发的革命气象。在《列宁》、《赤色十月》等篇中，作者热情地描绘了列宁的形象，显示出人民对党对领袖的无限爱戴和信赖。

　　两部作品也纪录了作者自己由一个向往俄国革命的进步知识青年，经过生活实践和自我批判，逐渐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一段思想历程（如《家书》、《“我”》、《生存》等篇）。这些散文，体式随内容而变化：有游记，有小品，有杂感，也有散文诗。严肃的思索和热情的记叙相结合，使作品风格显得凝重而又清新。它们出现在新文学初期，是值得珍视的。

　　上述小说、新诗、散文的创作情况表明：新文学的倡导时期是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大革新大解放的时期。虽然不少作品中所表现的新内容较为浅露，部分作品尚未脱尽旧文学的痕迹，另有一些又显露出欧化的形式主义偏向；但新文学的主流是健康的。它在思想革命的现实基础上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的长处，开始形成新的风貌。

　　这一时期已经有了鲁迅这样一登上文坛就相当成熟的作家，但并未形成专业的创作力量，不少作者一现即逝，能够持续下去的作者，正在积聚经验，磨练笔墨。这是新文学队伍最初的培育时期。其中有些作者，至一九二一年以后成为不同文学社团的骨干力量，从继续不断的创作活动中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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