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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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3)

早期创造社作家还有郑伯奇和成仿吾。郑伯奇（1895—1979）作品不多，但收在《抗争》集里的小说和剧作，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短篇《最初之课》借一个留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遭遇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能激发起读者的爱国感情（注：参阅闻一多1922年7月29日给友人的信，《闻一多全集》第3册庚集第9页）。虽然实际上只是一篇速写，但它出现在反帝作品还不多的一九二二年，颇为可贵。独幕剧《抗争》，写热血青年同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帝国主义士兵所进行的搏斗，表现了“五卅”以后人民群众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也有一定的战斗性。　　作者后来还写有短篇集《打火机》，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社会面貌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痛苦。郑伯奇这些作品，大多切实朴素，在创造社成员中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色调。成仿吾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但《流浪》集里也有幽婉的诗、随笔式的小说；某些方面与郭沫若的作品近似。一九二三年发表的独幕剧《欢迎绘》，从官僚家庭内部新旧两代冲突中，揭破旧统治势力的虚伪面目，表现了青年一代正义的反抗。它也是较早出现的谴责美国资产阶级堕落文化的剧作之一。张资平也是早期成员，有《冲积期的化石》等小说。他是新文学作家中写作长篇较早的一个。作品内容大多描写男女爱情，早期带有人道主义色彩。　　最初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上发表小说的淦女士（冯沅君，1900—1974），也是当时有影响的作者。《卷蓍》集里略带连续性的《隔绝》、《旅行》、《隔绝之后》诸篇，都以抒情独白和大胆坦露内心活动的方式，写出一对青年恋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对爱情幸福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斗争结局虽仍是悲剧性的，但主人公们自誓“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这却是“五四”以后许多青年心理的真实写照。稍后，作者写有书信体小说《春痕》和短篇集《劫灰》，但思想作风已有变化，影响也不如早年作品之大了。　　创造社还有若干后起的作者，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着该社主要作家郭沫若、郁达夫两人的影响。倪贻德有《玄武湖之秋》、《东海之滨》、《百合集》等小说集，往往带着欷嘘叙述自己的身世，或怀着孤寂之感追忆逝去的爱情，以此寄托作者对世态习俗、旧式婚姻制度的不满和愤慨，这些作品大多浸透着郁达夫式的浓重感伤情调。冯乃超早年收入《红纱灯》集中的诗，工韵律而富色彩，但吟唱的却是“沉重的野烟，沉重的忧郁”（注：《红纱灯·苍黄的古月》）。　　到一九二七年以后，随着作者本人和整个创造社思想作风的剧变，发表于《创造月刊》上的《快走》、《今日的歌》等诗，已一洗原有作品中空虚孤寂之感，转而倾诉了农民劳瘦、地主坐肥的阶级不平。三幕喜剧《县长》还对国民党新军阀政权作了尖锐嘲讽和抨击。柯仲平（1902—1964）于“五卅”前后开始发表诗作，大多受有《女神》的影响。长诗《海夜歌声》和短诗《伟大是能死》、《跑雪曲》、《献与狱中的一位英雄》（注：前两首短诗均发表于《语丝》周刊，后一首发表于《狂飚》周刊）等抒发一种狂飚突发式的感情，多少显示了当时蓬勃高涨的爱国浪潮的某些侧影。一九二九年写成的五幕诗剧《风火山》，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严酷斗争。这些作品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语言的芜杂散冗和表现手法的空幻不实，以及《风火山》里反现实的歇斯底里式的描绘，使作品受到损害。以上这些作者，有的后来改从其他专业，有的则在文学事业上得到了新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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