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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等社团流派和闻一多等人的创作(4)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我在心里！

　　这真是闻一多式的爱国诗篇！感情是如此炽热，又如此深沉，如此浓丽，又如此赤诚！它既具有屈原以来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特色，又表现出诗人闻一多的鲜明个性。回国后正视现实的切实态度，使诗人在《荒村》、《天安门》、《飞毛腿》等诗中，对军阀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直接作了描绘。《静夜》则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深沉关切。尽管周围是洁白的灯光、“贤良的桌椅”、古书的纸香、孩子的鼾声，一片宁静幸福的景象，但是诗人的世界却不在这小小的斗室之内，他宣布：“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反对只歌唱“个人的体戚”，正是诗人最可贵的精神。这促使他不肯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并且在后来经过长期摸索而终于毅然地走上民主战士的道路。但在二十年代，诗人所采取的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却防碍了他跟人民革命主流的结合。在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赞美中，多少流露着怀古和夸耀“家珍”的情绪，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也没有能够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范畴。这些思想局限，使诗人在诅咒“绝望的死水”之后，仍只得“让给丑恶来开垦”。闻一多曾于一九二七年春赴武汉参加革命宣传工作，但不久又退缩回来，度过了十几年的书斋生活。自抗战后期起，诗人在革命浪潮推动下，终于投身民主运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永放光辉的不朽诗篇。

　　闻一多的诗，能诚挚地表现出诗人的率真性格与坦荡心灵，和读者亲切地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如《口供》一首：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这种自我解剖的诚恳态度，表现了诗人极可宝贵的纯正品格，也成为他后来能阔步前进的一个重要条件。闻一多不但是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多种诗歌格律的积极尝试者。以诗集《死水》为代表的一些诗歌，结构谨严，形式整齐，音节和谐，比喻繁丽。这些特色的形成，固然有西方诗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又得力于我国古典诗歌的滋养。闻一多对我国新诗格律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月派”的真正代表诗人是徐志摩（1896—1931）。他在回国后初年所写的一些诗文，还多少表现了一些积极向上的倾向。一九二五年出版的诗集《志摩的诗》，虽然大部分只是关于爱情和人生的玄想，时复流露着感伤、凄惘和神秘的色彩（如《落叶小唱》、《沪杭车中》、《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但也有一些内容比较健康，格调明朗，表现形式活泼的诗。《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是对当时“容不得恋爱”的社会的反抗，《太平景象》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她是睡着了》等诗语言清新、比喻贴切，具有轻柔明丽的风格。

　　但在另外一些诗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消极性也有所暴露：《“一条金色的光痕”》借被施舍者之口，对一个“体恤穷人”的阔太太作了肉麻的歌颂，《残诗》则为清王朝及其宫廷的衰败表示叹息。而《婴儿》一首，又表现了对理想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期待。一九二五年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徐志摩预感到在中国建立英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已经破灭，于是一方面在《莫斯科》、《血》、《罗曼罗兰》等不少散文中正面反对暴力革命，攻击“反对帝国主义”和口号，另一方面又开出了一张“莫遗忘自然”的“药方”，提倡“性灵”，写出《我所知道的康桥》和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注：该集里也有几首具有现实内容的诗，如《大帅》、《庐山石工歌》，但都作于一九二五年革命高潮到来以前）等作品。

　　在这第二本诗集中，早年诗中某些面对现实的开朗色调已经消褪，而神秘、蒙胧、感伤、颓废的倾向则大为发展。一九二八年以后写的《猛虎集》，则更发展到污蔑革命、辱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美化黑暗现实、歌颂空虚与死亡的地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学上的一个代言人，徐志摩由最初幻想实现英美式制度，而后在人民力量发展的情况下惧怕革命并进而反对革命，最后至于颓唐消沉——这一发展是有轨迹可寻的。在艺术形式上，《再别康桥》等诗音节和谐，意境优美，的确有可取之处，但愈到后来，由于政治思想日趋反动，技巧的讲究也就愈陷入形式主义，成为对浓艳、晦涩的刻意追求，艺术上的长处也逐渐消失。影响所及，甚至使“新月派”某些成员的诗成了难懂的谜语。

　　一度参加新月社活动而较有影响的诗人还有朱湘（1904—1933）。他的诗作分别收入《夏天》、《草莽集》和《永言集》，而以《草莽集》为其代表。集中往往以不多几行的小诗形式，歌唱青春的热情，游子的哀怨，愤世者的孤高以及含有哲学意味的思索，于精心的构思中显示了倩婉轻妙的特色。此外，还有一些恋情诗（如《情歌》）和爱国诗（如《哭孙中山》和《永言集》中的《国魂》、《关外来的风》）。这些诗大都语言明畅，有节奏美，较多接受古典词曲的影响，同时又注意吸取了民歌和口语的成分。体式多样，格律也比较自然。以爱情悲剧故事《王娇鸾百年长恨》为本事而写成的《王娇》一诗，体现了“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纯真的爱情理想，长达九百行而韵律整饬，在当时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石门集》中所收一九二七年以后的诗，过事雕琢，伴随着内容的空虚，诗风乃流于枯涩。

　　此外，作为一种流派构成当时诗歌发展中逆流的，有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他们接受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讲求感官的享受与刺激，重视刹那间的幻觉。不同于“新月派”重视音节美的主张，象征派否定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完全把诗看成为视觉艺术。其作品有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单独一个部分一个观念可以懂，合起来反而含意难明。

　　他们虽也象“新月派”一样讲究比喻，却到了令人无法捉的摸地步。李金发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据说“能表现一切”，但实际上大多是一组组词和字的杂乱堆砌，连句法都不象中文。这种畸形怪异的形式，除了掩饰其内容浅陋之外，正便于发泄他们世纪末的追求梦幻、逃避现实的颓废没落的感情。《有感》（《为幸福而歌》）一诗中所谓“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过去与现在》（《微雨》）一诗中所谓“找寻生的来源，与死了凄寂的情绪”，便可作为代表。在我国新诗发展过程中，象征派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稍后的“现代派”诗人，虽然创作倾向跟法国象征派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诗的内容已较明白好懂，而且也确实有几首好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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