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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1)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以动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附和了他们。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革命阵营。这些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就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化队伍的新的分化；双方阵线分明，斗争起伏不停。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斗争，更是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激烈的局面。革命作家在党领导下，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自觉地投入这些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辉煌的战果。

　　首先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攻的是“新月派”。作为文学社团，新月社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从其主要成员梁实秋、陈源、徐志摩等人的活动看，它与现代评论社可以说是一个团体，两块招牌。胡适是他们的共同领袖。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以《现代评论》周刊为主要阵地，反对革命人民，已经暴露了作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意识代表”的反动面目。

　　当他们眼看北洋军阀摇摇欲坠，就急忙另找出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他们立刻改以《新月》为主要阵地，巴结上这个新的主子。正如鲁迅在一封信中所说：“《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注：致章廷谦（1929年8月17日），《鲁迅书信集》上册第231页）他们在《新月》月刊和“现代文化丛书”中大肆宣传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文化和文艺思想，声称中国根本不存在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的落后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恶魔”造成的；同时高唱“好政府”主义，用所谓“人权”与“约法”来反对人民暴力革命，并诬蔑共产主义是“杀人放火”等等，为反动统治开脱罪行，出谋划策。

　　一九二九年底，蒋介石致电全国各报馆，装模作样地表示为了“集思广益”，征求“尽情批评”，“凡属嘉言，咸当拜纳”。《新月》立刻发表罗隆基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以为响应。内中转录蒋介石电报全文，宣称“很值得多读几遍”，并喝彩说：“读得到这样的电报，我们醉心思想言论自由的小民，自然是欢欣鼓舞。”胡适还将《新月》送交蒋介石及其幕僚，表示“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不久，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他们卖身投靠新的主子，真是到了“得其所哉”的地步。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攻击，是他们立意充当国民党反动派清客和帮凶的第一次表态，也是借此晋身的第一份见面礼。

　　一九二八年三月，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开始倡导之际，《新月》月刊创刊。在由徐志摩执笔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他们叹息“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个“荒歉”、“混乱”的年头，文化园地里多的是“盘错的旁枝”、“恣蔓的藤萝”，却不见“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文坛上全是一些“功利派”、“攻击派”、“偏激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

　　他们认为这是思想上“有了绝对的自由”所造成的“无政府的凌乱”，决不能“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观念”，不去随时“铲除”。他们提出“健康”、“尊严”两个原则，希望借此“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他们还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尽管为了维持绅士的“礼仪”，摆弄文人的“风雅”，发刊词婉转曲折，用了不少词藻自加文饰，但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就失声惊叫，违背了正在提倡的“常态”，其妄想扼杀这个新兴文学的居心灼然可见。

　　同年六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最初的倡导而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梁实秋便正式出马，在《文学与革命》中说什么“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因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又说，文学的“中心均是个人主义”，因此“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他的态度比发刊词要露骨得多，而且忙着祭起人性论的法宝，以反对阶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已经顾不得一方面规定文学表现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将大多数人排斥于文学之外的矛盾和由此露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马脚了。

　　革命文学阵营立即反击了“新月派”的进攻。党领导的刊物《战线》首先指出这是“屈服在统治者权威之下的堕落的资产阶级”的叫嚣（注：《天边的新月》，《战线》周刊第1卷第3期，1928年4月15日）。接着，创造社的彭康发表《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指出对立的阶级对社会变革必然采取对立的态度，在新旧势力搏斗的时代，“支配阶级无论怎样的用巧妙辛辣的手段，总不能阻止历史的进展”，这就是“新月派”要说现在是一个“荒歉的年头”和“混乱的年头”的社会原因。

　　彭康还进一步强调：“‘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获得了尊严，‘妨害’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增进了健康。”（注：《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稍后，冯乃超写了《冷静的头脑》，指出梁实秋所谓“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这个说法本身，就已经“说尽‘阶级性’支配到文学上来的秘密”，因为他所能晓得的是奉侍上流阶级的文学”（注：《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他以梁实秋本人为例，驳斥了否认文学阶级性的人性论观点。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武器，对“新月派”的阶级本质及其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图，作出了初步的批判。由于当时革命作家忙于内部的论争，没有进一步深入展开这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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