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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乙集》到《花边文学》(3)

　　蒋介石一贯执行的是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这一政策自“九一八”以后又在新的口号下变本加厉地进行。《伪自由书》里绝大部分杂感的矛头针对了一些这样的事实：首先，是体现对外妥协的所谓不抵抗主义。鲁迅彻底地揭穿了蒋介石正在耍弄的把戏，指出国民党军人离前线“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负弩前驱”的说要“誓杀敌，誓死抵抗”，但这种“宣誓”不过是信不得的“赌咒”，就象随口胡诌的天诛地灭，男盗女娼”一样。“不抵抗”的说要“诱敌深入”，但这种“战略”不过是不战而退的托词，反正“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因“战略关系”请其深入（注：分别见《伪自由书》中《观斗》、《赌咒》、《战略关系》诸篇）。当时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已和“不承认主义”的史汀生（注：“不承认主义”，这是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也叫史汀生主义，即并不制裁日本，却对日本的所作所为采取鸵鸟式的不承认的办法）协调一致，决心妥协，一切都经“预定”，“好象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注：《伪自由书·对于战争的祈祷》）。

　　鲁迅的这些文章，成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深入华北的预言。其次，是体现对内用兵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鲁迅深刻地暴露了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反共走狗的本质。在《“以夷制夷”》、《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诸篇中，他指出：国民党向国际联盟哭诉，并不是日本报纸上说的“以夷制夷”，请外国人制裁外国人，倒是推行了国际联盟里帝国主义“老爷们”的“以华制华”，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先安内，后攘外。“‘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日本军向中国的领土“炸进来”，“‘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国民党向革命根据地“炸进去”。不过因为“炸进来快，炸进去慢”，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攘外”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意义正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清楚一点，也就是“迎外以安内”，彼此一家，同心协力地进攻中国共产党。

　　这样，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实现帝国主义者包括日本在内所谓“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鲁迅的观察直透问题的内核，因而能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一时期他还和瞿秋白一起，研究了蒋介石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从已经泄气的吴稚晖到正在发迹的胡适的言论。他们用共同笔名，由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注：《大观园的人才》里用来和吴稚晖作对比的，是汪精卫），鲁迅自己写了《“光明所到……”》、《“人话”》、《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篇，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的为国民党抹粉、向侵略者献策的谬论，指出蒋氏王朝的“文化班头”已经由“党国元老”转到“高等华人”，因为前者只是替蒋介石卖命，而形势却需要后者出面同时为帝国主义效劳：“先前所利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

　　鲁迅的这些杂感，就象匕首一样插进了胡适、吴稚晖之流的心脏，不仅帮助人们认识反动文人的面目，而且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暗示了蒋氏王朝在勾结帝国主义方面开始由日本转向美国的正在演变的动向。

　　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间被全部粉碎，国内外反动派大为震动。蒋介石为了向主子表白忠心，声称在“消灭”共产党之前，“绝对不言抗日”，严禁报刊登载抗日言论。《申报》当局受到威胁，《自由谈》于五月二十五日刊出启事，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头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政治形势直接影响到文化斗争，这个启事宣告了文化方面“伪自由”阶段的结束和“准风月”阶段的开始。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想从一相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从“风月”里写出“风云”，正是收在《准风月谈》里许多杂感的特点。这些杂感或则取材历史事例，或则运用外国故实，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这个“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社会里，杀戮愈惨，愈可以看出统治者日暮途穷，例行逆施，觉得“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失败的心理。

　　出现在这些杂感里的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的挑战。蒋介石于“九一八”后，一面勾结美国，一面竭力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模仿“黑衫党”的有复兴社（注：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这个组织的性质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国的“褐衫队”一模一样，又因特务头子之一刘健群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组织“蓝衣社”，社会上就称复兴社为“蓝衣社”，它的后身又分为“军统”“中统”两个特务系统，爪牙密布，血债累累），模仿集中营的有反省院，模仿取缔“非德意志思想”的有提倡“民族本位文化”，模仿焚书排犹的有查禁报刊、封闭书店、逮捕作家、杀戮青年。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后，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扬，加紧压迫。

　　鲁迅揭露了这种伪造的“世界潮流”，讽刺了那些奴性的“强迫服从”（注：《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采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意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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