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且介亭杂文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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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1)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时出版。前两集由鲁迅亲自编定，后一集里部分稿件也经集中，其余则由夫人许广平代为辑成。这些杂感不仅技巧圆熟，论证丰富，而且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也大都经过融会贯通，遵循杂感的特点结合在具体的内容里，符合于中国成语的所谓“深入化境”，在艺术上表现了突出的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风格。　　《且介亭杂文》收录写于一九三四年的短评以外的杂感，形式既比《花边文学》多样，内容也不限于社会批评。当时溥仪已在关外称“帝”，随着天羽独占中国的声明的发表，日本侵略者深入华北，占领区不断扩大，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对内踌躇满志，对外进一步准备屈服，授意他的部属写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滋长。　　鲁迅博采史实，旁敲侧击，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们进攻。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宣传的“王道”，鲁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入侵者总是一面到处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们其实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来反抗的人称为“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注：《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衣冠之族”里有“伏匿”终身的人，也有“唱赞道引”的人，后者认为新的主子果然要实行“王道”子，于是乎明“儒术”，布“儒效”，自以为“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注：分别见《儒术》、《隔膜》两篇）；他们相信“陛下”“爱民如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　　天下哪有征服者真的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的呢？文字狱的大量材料证明，结果还是被“杀掉”（注：分别见《儒术》、《隔膜》两篇）。在《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进一步以抒情的笔调，生动的故实，描绘了被奴役的命运，揭开“韵事”里面的惨痛，“艳传”背后的耻辱，说明“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 　　鲁迅要求人们从历史里得出教训，面对残酷的现实，向国内外的压迫者抗争。在他看来，寻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战斗，中国人民本来就具有英勇不屈的传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鲁迅指出我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有他们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文章唾弃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而把希望寄托于大多数中国人，寄托于这大多数中国人的代表。它又进一步暗示：到了三十年代，即使这个力量还是“被摧残，被抹杀”，以至被逼转入“地底下”，却仍然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掌握复杂的阶级关系是鲁迅衡人论世的准则。但他并不生硬地搬引这个准则，只是在铺陈事理的时候，略作提示，使读者心领神会。在《说“面子”》里，他指出外国人说中国人“爱面子”，但上等人的“面子”和下等人的“面子”不同，“例如车夫偷了一个钱袋，被人发现，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会用各种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因而在这些人身上，“爱面子”其实已经和“不要脸”混了起来。在《运命》里，又指出外国人说中国人“信运命”，但负有“定人心”之责者的所谓运命也和一般人所谓运命不同：前者利用运命作为“灭亡之际”推诿责任的“不费心思的解释”，归一切于“命中注定”；后者虽然相信运命，而又确认这“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事情。　　这类似的现象中区别不同的本质，这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地方，所谈的现象愈是普遍，也就愈需有独到的见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对儿童教育、连环图画、利用旧形式、制定新文字等等发表意见，对“第三种人”以及各种各样文坛上的鬼魅继续进行揭露和追击。在迅速取得反应和立即扫荡“有害的事物”这点上，充分地表现了杂感的确“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注：《且介亭杂文·序言》）。一九三四年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且介亭杂文》里占有相当数量的篇幅。　　在这些文章里，鲁迅既肯定了普及的东西可以提高，也强调了继承的目的在于革新。当文艺大众化转入大众语的讨论时，他在《自由谈》上连载了有名的《门外文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全面地论述了语言和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专家们的主张不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原因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这是一个独创性的论断，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根据历史的趋向指出文字应该为群众所掌握，并接下去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　　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的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娄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以群众的创造解释了艺术的现象，要求“觉悟的读书人”回过头来为群众服务。文章对个人与群众关系的正确阐述，可以移用到一切工作上。　　一九三五年写的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杂感，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学活动的比较集中的批评。从社会舆论到新闻报道，从书籍出版到钢笔生产，从漫画到木刻，从讽刺到传奇，涉猎广泛，持论精到。然而作为鲁迅当时注意的中心，却是对文艺领域内不良习气和消极趋向的斗争。　　针对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以及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们的活动，他写了不少意义深长的杂感。《隐士》、《“寻开心”》嘲讽了谋隐闹市和玩世不恭；《“招贴即扯”》、《逃名》揭发了曲解古人的贻羞同文；《“京派”和“海派”》、《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进一步暴露了“文人无文”的事实，指出“京派”和“海派”已经合流，“破落户”和“暴发户”也互相交融，于是在“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之余，忽而主张“本位文化”，忽而提倡“读经救国”，有“帮闲之志”而无“帮闲之才”，其结果无非是“扯淡”而已。在七篇论“文人相轻”和八节《“题未定”草》里，鲁迅又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但也仍然有申说，有驳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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