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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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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老通宝一村人经过一个月的辛勤紧张的养蚕劳动，虽然取得了多年未有的蚕茧丰收，但是丰收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富裕和幸福，而是更多的贫困和灾难：“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老通宝是一个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农民。他凭着“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的经验来分析和对待眼前的事物。他限约地觉察到，世界之所以“越变越坏”，都只因为有了“洋鬼子”的缘故，因此他不仅痛恨“洋鬼子”，而且仇视一切带有“洋”字的东西。他热爱劳动，相信只有田地熟和蚕花丰收，才可能使他们的日子变好。 他也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地遵守、而且要他的儿子阿多也遵守养蚕时的一切禁忌。时代变了，周围环境变了，而他的思想却一直未变，这是他成为悲剧性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儿子阿多，性格与他不同：他不相信田地熟或者蚕花丰收，就可以改变他们穷苦的命运；他没有老通宝的那种忧愁，对世事永远乐观；他开始对社会现象作更深一些的思索，“他觉得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虽然他还“不能明白想出来是什么地方或是为什么”。 这样，小说就在如何摆脱自己贫困处境的课题上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中两代人的冲突。而阿多一代农民的逐渐成长和老通宝一代农民的逐渐觉醒，也就成为旧中国农村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继《春蚕》之后的《秋收》和《残冬》，所揭示的就正是这种趋势。在《秋收》里，当老通宝的“大熟年”的“肥皂泡整个儿爆破”，因而送掉他一条老命的时候，最初的觉醒意识，是在他“明朗朗”的眼睛里透露出来了。《残冬》更进一步地描写了农村灾难的加深和农民反抗斗争的崛起。 这三个连续的短篇，当时被称为“农村三部曲”；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深重苦难和他们从守旧、迷惘中觉醒，终于起来抗争的历史动向。特别是其中的《春蚕》，整个作品就象是一支交织着农民的希望、忧虑、欢乐和失望的乐章，使读者的心情紧紧地跟随人物命运的发展而起伏变化。后面两篇情节发展得过于急促，人物性格的发展脉络勾勒得不够清晰，因而人物形象不及《春蚕》中那样丰满鲜明。 《林家铺子》和《春蚕》等作品，都抓住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在艺术上作了出色的表现。当城市、乡镇许多大小企业纷纷停业倒闭，“谷贱伤农、丰收成灾”这种畸形的却又是普遍发生的事实使农民在难得的欢乐中一下子堕入绝望的境地，——就在这样一个经济崩溃席卷整个中国、人心惶恐不安的严重时刻，这些作品及时地将人们关心的生活现象和其中的矛盾斗争加以艺术的概括，揭露产生这一切的社会要源，确实起到了使人们惊醒、感奋的战斗作用，在文艺界和社会上激起广泛的反响。 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由于茅盾比较熟悉故乡江南一带农村和小市镇的生活，“一二八”后的回乡之行又提供了若干新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也是和他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修养分不开的。这帮助他敏锐地发现和分析重大社会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领会其中的意义，清楚事态发展的来龙和去脉。这也正是茅盾的作品常常能够深广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野蔷薇》中《创造》等小说到《林家铺子》、《春蚕》，可以看出茅盾短篇创作的显著进展： 第一，是作家政治视野和作品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创造》等作品，大多描写知识分子的恋爱纠葛，题材比较狭窄；稍后《宿莽》集中的《大泽乡》等篇则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再创造来曲折地服务于现实斗争；到了《林家铺子》和《春蚕》，作者就着重于现实生活的描写，而且把笔端伸展到旧中国破产的农村和小市镇了。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正是作家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和政治视野不断扩大的结果。 第二，《创造》等篇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个人狭小的天地里，时代面貌展示得不宽广，不清晰；而《林家铺子》和《春蚕》则是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和复杂的社会斗争里加以刻划。 第三，《创造》等小说主要是通过对人物心理的静态描写来显示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人物性格；而《林家铺子》和《春蚕》，则是通过人物自身在生活激流里的挣扎和行动来突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并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茅盾曾经说过：“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继续地探求着更合于时代节奏的新的表现方法。”（注：《宿莽·弁言》）长篇从《蚀》到《子夜》、短篇从《野蔷薇》集到《林家铺子》和《春蚕》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茅盾努力不断提高作品思想性的同时，在不断探求新的表现方法方面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这个时期里，茅盾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取材多样，题旨积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社会现实和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小巫》刻划地主和反动军警私相勾结贩卖鸦片，地主“老爷”和“姑爷”为了争夺“团董”的位子互相火并，而当地人民则在这个时候举起武器暴动了。《第一个半天的工作》描写女职员为了保住职位，被迫卖俏调情以逢迎上司的强作笑颜的辛酸生涯。 不少作品着重描绘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城乡劳动者的困苦。《当铺前》通过王阿大一家人的悲惨生活和他在当铺前的一幕，展示了一般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下惨绝人寰的遭遇。《水藻行》以两个不同性格的农民财喜和秀生的家庭生活和困难处境为中心，表现了农村中的惊人苦难和反抗斗争的萌芽。《大鼻子的故事》写的是上海小瘪三的生活，他们年幼无知，却已沾染上不少恶习；但作品不仅写出这些并非他们的过错，还在结尾时让主人公参加学生的游行队伍，一起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样的处理，表现出他们正直可爱的一面。《儿子开会去了》（注：载《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号，1936年6月10日。原题《儿子去开会去了》，解放后收入《茅盾文集》经8卷，改为今名）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参加示威游行，反映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要求。这些作品或长或短，但都含意深长，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来显示时代风貌的主要方面。在茅盾的短篇创作中，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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