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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赤和早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1)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迫切地要求大革命失败后处身于白色恐怖环境中的作家振作精神，鼓起斗志，从创作实践方面做出努力，及时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反映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适应着这种要求，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等的刊物上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作者和作品。这些作者大多从实际斗争战线上撤退下来，程度不同地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风暴的洗礼。借用蒋光赤《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里的话，他们是“在革命的浪潮里涌现出来”的，“富有革命情绪”（注：载《太阳月刊》1928年1月号），创作上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在这些作者中，写作最早、用力最勤、影响较大的，正是《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作者自己。

　　蒋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五四运动时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早在这个时期就开始写作新诗。他在自己的第一个诗集《新梦》的自序中说：“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集中的作品，有抒写诗人为探求革命真理而出国的情怀，有歌唱自己在新的生活中种种欢欣的感受，也有向“痛苦的劳动兄弟”倾诉激情的篇什。

　　《新梦》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活放声歌唱的诗集。作者歌颂红军；歌颂苏联少年儿童；为列宁的逝世而感到最大的哀痛。在《临列宁墓》中，他赞美列宁“如经天的红日”，说列宁安卧“在克里母宫的城下”，“远观世界革命的浪潮，近听赤城中的风雨”。在《莫斯科吟》中，他为十月革命热情歌唱：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吧，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作者意气风发、情绪高昂，诗歌格调宏朗奔放，即使怀念“沉沦”的祖国，也仍然号召以斗争夺取胜利。《新梦》出版于“五卅”前夜，对当时的知识青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蒋光赤回国后，来到“黑暗萃聚的上海”，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写成诗集《哀中国》。帝国主义、军阀蹂躏下人民的苦难和现实的黑暗，使他深感痛苦，而亭子间生活与群众革命斗争的一定程度的脱节，则使他不免在一些诗中流露出惆怅忧伤的情绪。“海上秋风起了，……满眼都是悲景呵，”“江河只流着很鸣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注：分别见《海上秋风歌》和《哀中国》两诗）但诗人并未被这些压倒，面对着正在高涨的群众运动，逐渐地转为兴奋，转为顽强。在“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他写出了充满愤怒情绪的诗章，要求以新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

　　顶好敌人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也以机关枪打去！
　　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
　　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
　　可怜的弱者啊，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血祭》

　　而在稍后的《寄友》一诗里，他更意味深长地写道：“朋友，我觉悟了，我们要把枪柄拿到自己的手里！”这些质朴无华的诗句，反映了诗人对必须坚持武装斗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认识。《哀中国》总的说来比《新梦》深沉，有着更为踏实的现实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以后，蒋光赤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小说创作。中篇《少年飘泊者》，作者自称是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它写农村佃户少年汪中，因父母被地主所害，流浪异乡，经历各种遭际，最后走向革命，牺牲在战场上，通过汪中的流浪历程，小说展现了“五四”到“五卅”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洋溢着分明的爱憎，有较强烈的浪漫主义色采，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一九二六年所作短篇集《鸭绿江上》，共收小说八篇，借不同社会生活的描写，反映了民族、阶级之间的不平，革命倾向相当鲜明，但有些部分（尤其是写爱情故事的部分）也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其中《鸭绿江上》、《弟兄夜话》等篇较有特色。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作品主要描写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和失败，最后勾勒出第三次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写到的方面较广，包括党内活动、工人群众会议、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屠杀罪行等，这一切又都围绕着起义斗争的发展而进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和当时的社会气氛。作品着力描写斗争的领导者杨直夫、史兆炎的坚定、忘我的光辉品质。他们较早就指出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杨直夫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身患重病而坚持工作，写得颇为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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