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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1)

　　各种类型的散文作品的蓬勃发展，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给作家的刺激和感触特别频繁和直接，“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由于杂文适合于短兵相接的战斗需要，能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便于“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这种文学形式在“左联”的提倡和鲁迅的鼓励支持下，冲破了反动政权的迫害与帮闲文人的“围剿”，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有了比较强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申报》也实行改革，开始接受进步作家的稿子。

　　以鲁迅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为它的副刊《自由谈》写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报纸继起仿效。《太白》、《新语林》、《芒种》、《杂文》（后改名《质文》）等期刊接着出版，都以登载这样的短文为主。它们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称为杂感，题材广泛开阔，形式多样灵活，春兰秋菊，各极其妍，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种蓬蓬勃勃的局面。由于杂文在文坛上风行，登载杂文的刊物众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指专登小品杂感的小刊物）。

　　本时期的杂文作者，除鲁迅外，应当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杂文为武器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出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等文对新军阀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联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走向死亡，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只能靠“特殊本事”——赌、打、骗、吓、抵赖、罚咒等“流氓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揭露了中国的“财神”们（地主、资本家）在其主子——外国“大财神”的指使下进行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深的时候，瞿秋白的《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等文，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戳穿了他们的无耻欺骗伎俩。他抓住敌人言行之间的矛盾，把他们不能见人的“后台戏搬到前台来演”，使他们对外屈膝求降、对内残酷镇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瞿秋白也把他的笔锋指向那些参加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配合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各种反动文艺流派，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道诗话》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权”其实是在粉饰反动政府的统治权；《出卖灵魂的秘诀》指出胡适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上条陈”，主张“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决”；他画出了“新月派”诗人的猫样的嘴脸（《猫样的诗人》）和“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样的英雄》）；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其反动本质的“自由人”不过是一种“皮红”而“肉白”的“红萝卜”，提醒人们多加警惕（《红萝卜》）。瞿秋白的这些文章，有时带有某种“左”的情绪，但它们大多剥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倾注了愤怒和憎恶的感情，犀利泼剌，是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旧的世界之外，瞿秋白还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中国真正群众的彻底的新英雄”，呼唤着新世界的诞生。《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等，就是这一类的文章。在阴云密布的中国，他号召群众“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用“惊天动地的霹雳”打开层层的“乌云”，创造“光华灿烂的宇宙”。

　　这类文章为数不多，却是当时一般杂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通过对一些上层人物言行的白描，运用恰当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创造出某种社会典型。他有时也用象征的手法来把他所要说明的问题形象化（例如《一种云》），有时又通过对社会习俗的描绘来引起人们的联想（例如《民族的灵魂》）。他适应文章内容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采用政论、短评、随感录、书评、抒情散文、杂剧、短曲、寓言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战斗，都能写得深入浅，明白晓畅。瞿秋白的杂文在思想和艺术的统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左联”时期，茅盾、郁达夫、陈望着、阿英（钱杏村）等作家，也都在从事小说创作或文艺批评的同时，运用杂文的形式进行了战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影响下，青年作者大量涌现，各各以杂文为武器，或则抨击政治的黑暗，或则揭露社会的矛盾，或则针砭时事，或则漫谈文艺，内容广泛，风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锋利有力，表现了虎虎的生气。徐懋庸（1910—1977）写了《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剌有力，写来从容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唐涛的《推背集》、《海天集》等杂文，揭发时弊、抗争现实，时复带着散文笔调，含有抒情气氛，在艺术风格上受有鲁迅的影响。

　　徐诗荃得到鲁迅的帮助，变换多种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不少反抗束缚、批评时政的短评，题材广泛，笔致娴熟。此外如聂绀弩的酣畅淋漓，周林斋的严谨缜密，柯灵的潇洒清丽，各具特点，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识以下》，夏征农著有《野火集》，都是于小说、评论之余兼写杂文的作家。还有陈子展的考证，孔另境的随笔，也为读者所欢迎。这些文章的出现，正如鲁迅所说：“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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