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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解放族帜下的文艺运动与思想斗争(1)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事变发生后次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动员起来，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呼声下，蒋介石政府迟至芦沟桥事变后十日，才被迫宣布对日作战。九月，又被迫发表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同时发表了蒋介石关于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的一年多时间内，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38页）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整个社会生活和作家创作条件都发生极大的变化。随着沿海大诚市特别是文化中心上海的失守，文艺活动和出版界一时陷入沉滞状态，一些历史较长的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如《文学》、《文丛》，以及《光明》、《中流》等相继停刊，文艺书籍的出版非常困难。很大一部分作家因此没有了发表创作的机会。面对着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和纷乱动荡的战争生活，作家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许多作家纷纷走出都市的“亭子间”，摆脱原先比较狭隘的生活圈子，走向内地、走向乡村和抗日前线。

　　相当多的作家放下了原定的写作计划，或进行抗日的文艺宣传，或从事实际的救亡工作，不同程度地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因此，在战争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文学创作一度比较沉寂，尤其是篇幅较长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锐减，代之而起的是能够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容易发挥宣传鼓动效果，为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大量小型抗日作品：占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街头诗、朗诵诗、通俗文学等。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不促使文学本身也发生很大变化。

　　作家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感受到颠沛流离的生活，耳闻目睹了抗日战争的现实，与人民大众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既扩大了生活视野，丰富了写作素材，同时也受到深刻的教育，促进了他们思想感情上的变化，逐渐地开始意识到“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文艺必须深入民间”（注：老舍：《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载《抗战文艺》第1卷第12期，1938年7月9日）；“感觉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大众的需求，因而企求追寻新的东西”（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探索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这使“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运动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文艺与群众生活某种程度脱离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前进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但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对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就很大一批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他们走出形形色色的“亭子间”，深入现产生活，走向工农兵群众的可贵的起点。

　　抗战爆发之初，曾经出现颇为广泛的抗日文艺活动，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戏剧演出。中国剧作者协会和上海戏剧救亡协会的成立，文学、戏剧和电影界近百人集体编导和演出的话剧《保卫芦沟桥》的出现，以及上海救亡演剧队的组成与誓师出发，都显示了抗日文艺运动的新气象。上海失守后，武汉又一度成为内地的文艺活动中心。从上海、平津和东北等地来的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汇集于武汉三镇。最初，他们虽然“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要把文化的触角尽量往民间伸出去”，但“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注：郭沫若：《洪波曲》，1959年版第91页），特别是缺乏思想上的领导，以致文艺工作者的抗日激情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和发挥，文艺的宣传、创作和出版工作往往形成自流，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认识上的混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来到武汉。他十分关心抗日文艺运动的开展，亲自领导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国统区文艺运动。他通过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以及亲身参加和组织各种抗日的文艺活动，与文艺界保持广泛的联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教育与动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拿起笔来投入战斗；并且通过各种形式，把聚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除了一部分输送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绝大部分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都被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文艺大军。一时间，武汉三镇抗日歌声回荡，戏剧演出盛行，诗歌朗诵活动到处兴起，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作者精神振奋。这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新气象相适应的文艺上生气蓬勃的新局面。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继戏剧界抗敌协会之后最早出现的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于武汉，发起了包括文学界各方面的代表九十七人。周恩来同志在“文协”成立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注：这篇讲话引录在1938年3月28日武汉《新华日报》所载《全国文艺界空前团结》的通讯中）。会议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

　　党通过“文协”中的党员与进步作家，有力地领导与推动抗日文艺活动。“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文协”之后，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抗敌协会也先后成立。戏剧界的活动在抗战初期尤其活跃。“文协”成立大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于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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