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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抗日作品的涌现(3)

　　为了适合诗歌宣传抗日的大众化需要，一些诗在形式和语言上也作了新的尝试。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诗歌作品，也以短诗为主。例如：在武汉创办的《时调》、《诗时代》、《五月》等诗刊上，登载的大多是青年作者的短诗。其中尤以朗诵诗和街头诗最为风行。它反映了抗战诗歌运动的特色和新动向。

　　诗歌朗诵运动战前由中国诗歌会首先提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主要还限于理论上的探讨，未能付诸实践。抗战爆发后，在作家深入生活，诗歌面向大从的潮流影响下，诗歌朗诵运动重新受到重视。吕骥、锡金、高兰、朱自清等人撰文探讨了诗歌朗诵问题，同时，在创作上也开始了实践。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武汉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首次朗诵了柯仲平和高兰的诗，在文艺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接着，诗歌朗诵活动从武汉开始蓬勃地展开。冯乃超在《时调》创刊号上发表《宣言》，提出要“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它可以说是诗歌朗诵运动倡导者的“宣言”。

　　在武汉的街头、集会上和电台上，出现了诗朗诵节目，冯乃超、锡金、高兰等人，既是这个运动的推行者，也是朗诵诗的作者。出版专集的有高兰的《朗诵诗集》；他的《我们的祭礼》、《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等，感情激昂，语言流畅，即使是对于因穷困而病故的子女的哭诉，也饱含着作者对战争，对敌人，对人间种种不平的愤怒。但有时不免流于散文化和空洞的叫喊。艾青写了朗诵诗《反侵略》，象他这时期的其它诗歌一样，充满高昂的热情，又保持了朴素清新的风格。

　　武汉失陷后，诗歌朗诵运动一度在重庆出现，由“文协”发起组织了一部分诗人、音乐家和戏剧工作者，举办诗歌朗诵会，组成诗歌朗诵队等。光未然，徐迟等是这次运动的推动者。光未然的《屈原》，在热烈歌咏爱国诗人屈原的诗行里，寄寓着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影响到延安、昆明等地。从延安出发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组织了诗歌朗诵队在前线表演。延安的新会曾致力于诗歌朗诵运动。各种集会上也出现了朗诵诗节目。在锡金的《抗战诗歌的一年间》（注：载1939年1月26日《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延安，“战歌社”更经常地举行朗诵晚会，最初，也失败了，三百人的集会到后来只剩下了数十人，可是毛泽东先生很感兴趣，直到终了场才走，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他们逐渐地改正了许多怪形怪腔（诗人们夸张的表演），渐渐地也得到了多数人的理解了，并且在他们的行程中推广开去。

　　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也曾经以朗诵诗的形式，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广为流传。抗战后期，在昆明等地，也曾有过热烈的诗朗诵活动，闻一多和朱自清都积极参加这个运动。抗战时期的朗诵诗运动，对于扩大诗的影响，推动诗歌大众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局限性，它始终未能真正为广大劳苦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主要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

　　街头诗运动与朗诵诗运动有所不同。街头诗也称传单诗、墙头诗、岩头诗等，顾名思义，这些诗歌写出来后，或在街头、岩石上张贴，或印成传单散发，是一种紧密配合当前斗争，比较直接地发挥宣传教育作用的诗的战斗形式。因此作为一个运动，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环境里，必然会受到各种阻力，无法广泛地开展；街头诗运动主要的是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流行。

　　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被当时在延安的诗人称为“街头诗运动日”，在延安的大街小巷，墙头和城墙上，张贴起街头诗。《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号召人们“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认为街头诗运动“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田间：《延安的街头诗运动》，见诗集《给战斗者》，1979年版）。

　　稍后，在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街头诗运动也渐次得到展开。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在许多群众集会上，都散发着红红绿绿的诗传单，在对敌人展开的政治攻势中，也有用诗传单形式制成的宣传品”（注：魏巍：《〈晋察冀诗抄〉序》，见《晋察冀诗抄》1959年版）。街头诗的作者，也不限于诗人，“在冀中某些地区，已经有群众自己创作的街头诗出现”（注：魏巍：《〈晋察冀诗抄〉序》，见《晋察冀诗抄》1959年版），形成了比较广泛的运动。

　　写街头诗、传单诗比较活跃的作者有田间、邵子南、史轮等。田间从延安到晋察冀，一直是街头诗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这时期写的街头诗，象《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毛泽东同志》、《义勇军》、《呵，游击司令》、《给饲养员》、《我是庄稼汉》等，诗行简短，寓意深长，在朴素的诗句里，充满着火热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爱憎感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一首与道：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全诗直捷有力，深刻含蓄，发人深思，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忍受屈辱的奴隶被敌人杀死，还是作为一个战斗者在血火中寻求自由和生存？这些诗篇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带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邵子南的《花》和《告诗人》，深刻地发掘了生活中平凡事物的崇高意义，用真挚朴实的诗句，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晋察冀的许多诗人，象史轮、商展思、张克夫、张庆云等，这时期都写了不少街头诗。史轮写在从甘谷驿到清涧的岩石上的一首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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