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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等作家的剧作(2)

　　剧作布局新颖而严密，作者把一群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巧妙地拉到一起，使他们的故事齐头并进，却没有一点紊乱的感觉，波澜起伏，紧凑自然，最后达到高潮——匡复出走。能够写成功这样一出“个个角色有戏的群戏”（注：李健吾：《论〈上海屋檐下〉——与友人书》，载于195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

　　他曾经在这种屋檐下生活了十年，剧中的各种人物他都曾经亲眼看到过。因此，全剧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每个人物虽然台词和动作不多，而他们的面貌和特征却都被生动地刻划出来。应该说，《上海屋檐下》标志夏衍在现产主义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显露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抗战头三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夏衍先后在广州写成《一年间》（《天上人间》），在桂林写成《心防》和《愁城记》。这三部剧作，差不多全取材于沦陷的上海。作者在《愁城记》的代序——《一个旅人的独白》中解释说：“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在这方面，三剧之中以《心防》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成功。

　　四幕剧《心防》，写成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它生动地反映了上海沦陷后的最初两年间，进步文化工作者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艰苦、英勇斗争的事实。原来在《上海屋檐下》中弥漫着的那种黄梅时节的阴晦和沉闷的气氛，在这里已被抗战爆发卷起的时代风暴冲破了。

　　主人公刘浩如，是一位具有炽烈爱国热情、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新闻记者，进步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上海刚沦陷的时候，他曾准备到后方去，但随即又决定留下来。他意识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死守这一条五百万人精神上的防线，要永远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远不被敌人征服，这就是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责任！”由于抗战节节失败，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使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困难。他不仅顶住了敌伪的种种威胁和利诱，而且排除了来自生活方面的干扰，始终坚定不移地站立在“防线”的最前沿。

　　同时，他还善于帮助战友们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鼓励他们增强胜利的信心，坚持斗争。一直到被敌人刺杀倒下去的时候，他所挂念于心的仍然是“咱……们……的防……线！”——这也就是剧本所要表现的主题。由于作者非常熟悉上进步文化界的各种人物，对他们艰苦曲折的战斗情况深有了解，充满同情，其中某些斗争生活更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所以剧本在表现这些战斗场面的时候，就能够取得真实动人的效果，并且能够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把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地刻划出来。剧本也有不足，使人不能充分看到进步文化界坚持斗争的群众基础。

　　因受敌后人民武装和游击队英勇斗争的鼓舞，作者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写成四幕剧《水乡吟》，来表现“叫做‘天堂’的‘鱼米之乡’”的浙西一带农村“在受难……也在斗争”的情景，给观众“带来一些故乡已经春来的消息”。可是，作者不熟悉这方面生活，“不想再在沙上建塔”，于是正面描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有意的把真正想写的推到观众看不见的幕后，而使之成为无可究诘的后景与效果”（注：夏衍：《忆江南》，收入《边鼓集》）。

　　随后写于一九四二年夏的五幕剧《法西斯细菌》（一度改名《第七号风球》），则是标志夏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剧本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国内外某些政治事变为背景，主要通过细菌学家俞实夫由不问政治到“再出发”的曲折的觉醒过程，严正批评了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至上主义，揭露了法西斯主义与人类一切进步事物为敌的反动本质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当时，《新华日报》曾陆续发表评论文章，赞许该剧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注：颜翰彤：《消灭法西斯细菌》，1942年10月16日《新华日报》），剧中人物“都有活力与生命”，“它给人们内心的感动不是一刹那的，而是意味深长的”（注：章虹：《谈〈法西斯细菌〉——从剧本说到演出》，1942年11月5日《新华日报》）。它对教育知识分子关心政治、认清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激盛他们投身抗战洪流，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俞实夫与作者其他剧作中的人物相比，塑造得更加丰满、深厚，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象俞实夫那样埋头科学研究不问政治的学者，在旧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是不少的，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中华民族危亡的命运，确实曾促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觉醒。当然，俞实夫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他的觉醒过程处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他为人正直、迂阔，真诚而执拗地希望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将来”服务，工作勤奋专注。然而，他不问政治，政治却要问他。

　　一九三一年九月，当他获得日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中日关系大破局”的政治形势促使他离开留学的日本回国，虽然他仍然到日本人办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担任预防医学系的研究员。一九三七年八月，继芦沟桥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爆发，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高涨，立即波及到他的家里来；因为他的妻子是日本人，所以在无可厚非的民族感情驱使下女仆坚决辞职，女儿被同学们骂为“小东洋”，……在这种政治形势的迫使下，他只得移居香港，虽然他仍决意闭门研究他的斑疹伤寒之类。

　　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闯进了他的家门，不仅捣毁了他的“科学之宫”，侮辱了他，而且当着他的面残杀了爱国青年钱裕；这血淋淋的事实才使他开始醒悟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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