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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抗日题材的小说(3)

　　在崇高与丑恶，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与军政当局阻碍抗战的种种恶行相交织的图画中，作品写到了各种人物，有憨厚质朴、热心抗战、爱憎分明的勤务兵，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报、宣传抗日的知识分子，有忠于职守、为人正直的部队副官等等；其中又着重刻划了一个逃兵粗犷、憨直的性格，揭露了旧军队的恶劣习气对他的腐蚀，突出了他在火车被日寇飞机轰炸的关键时刻拚死抢救列车的英勇事迹。作者称他笔下这些人物是“当时感觉到的腐朽中的‘神奇’”（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正因为作品把这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表现了出来，所以能够积极鼓舞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在正面描写抗日游击活动的小说中，端木蕻良的《螺蛳谷》是出现得较早、人物刻划也比较成功的一篇。这个短篇发表于《抗战文艺》二卷九期上。作品通过一支游击队被困于绝境，终于依靠集体智慧歼灭了敌人的故事，写出了几个颇具性格的人物，其中外号“山柴禾”的年轻游击队员马亮的形象，塑造得尤为鲜明可爱。端木蕻良本时期还出版过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写成于战前）和短篇集《风陵渡》等。其中《科尔沁旗草原》以“九一八”前十年间东北农民“推地”斗争为题材，表现了农村的阶级对立和人民的抗日要求，有较浓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说作家，在创作上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前已叙述的丘东平以外，这些作家中还有丁玲、刘白羽、、杨朔、周而复、欧阳山、草明等。他们生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环境里，参加了各方面的实际工作，获得了真正与工农兵群众接触的机会，因而使自己的创作面貌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生活，充溢着根据地蓬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他们在表现农民和士兵民族意识的觉醒时，往往交织着阶级矛盾的线索，作者的阶级观点比较明确，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较之国统区同一主题的作品表现得更为真实。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进入根据地与工农兵接触的时间还不长，文艺工作者必须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泉的认识还不明确，对于工农兵新人物的思想感情还不很熟悉，因此，一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存着缺陷。

　　这个时期生活在延安的丁玲，她的短篇小说都收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两个集子中。与三十年代初期作品较多地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同，此时丁玲的艺术视野更开阔了。不仅在《彭德怀速写》里以简练朴素的笔墨，生动地写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战友，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军事专家的威武平易的形象；而且在她的小说中，对工农群众的描写也有了更为真实的生活内容。例如，《夜》表现了一个公道正直的农村干部的优秀品质，写得深刻感人，富有教育意义。《入伍》在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怯弱性格的对照中，歌颂了战士杨明才纯朴、坚强的革命品质。曾被选入《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周扬编）并列为第一篇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抗日根据地农村中一个名叫贞贞的姑娘，在被日本侵略者掳走并受到侮辱后仍然坚持送情报的工作。

　　后来她回村时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照顾，她也平复了自己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作，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家学习，走现了新的生活。人物刻划生动真实，显示出作者长于细腻的心理描写的特色。除了这两个集子以外，丁玲发表在《谷雨》创刊号上（后由《文艺阵地》转载）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时》，通过年轻女医生陆萍在一个新建医院中的所见所闻，揭露和批评了根据地某些部门中存在的管理不善以及小产生者的冷漠，自私，愚昧，也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虽然敏感，热情，然而缺少韧性，容易流于孤独和脆弱，强调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青年与劳动群众的结合上。

　　小说的客观意义在于，较早提示人们去注意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会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障碍。不足之处在于：前半部分写消极面过多，体现正确方向的老革命战士出现得过晚，结尾过于匆促，因而读来使人稍感压抑。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在深入群众过程中逐步克服了创作中这类缺点。

　　战前写过短篇集《草原上》的刘白羽，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写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等短篇集。其中大部分作品也以农民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主题。《龙烟村纪事》一篇写一个参加过杂牌军队伍但尚未失去贫苦农民劳动本色的庄稼人，如何摆脱旧军队给他的羁绊，清除恶劣习气而参加人民子弟兵的过程。《歌声响彻山谷》在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表现了一个农村少女是怎样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基层干部的。

　　《枪》一篇在严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的复杂关系中，通过一个贫苦农民由对地主汉奸的个人复仇到具有革命觉悟的成长历程，突出了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这一尖锐主题。《金英》一篇合乎生活逻辑地写了一个曾经被迫在日军中工作、后来被俘的朝鲜女性的觉醒和成长，表现出中朝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共同立场和战斗友谊。作者在表现新的社会制度下真正觉醒起来的农民时，感情饱满真实，阶级观点鲜明，而且大多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划，思想变化过程写得较为细致，叙述描写中不时辅以抒情笔调，直接抒发对人物的由衷赞美。缺点是用语艰涩，人物动作性不强，心理描写常失之孤立冗长。

　　杨朔（1913—1968）的中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以清除托匪汉奸的斗争为中心情节，反映经过士地革命后边区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将党领导下的边区誉为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起点。作品常出现优美的抒情笔调，虽未写出成功的新人物形象，但人物的质朴心灵及西北高源自然景色的描写，都能唤起人们对边区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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