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沙汀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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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的小说(1)

上一时期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的作家沙汀，在抗日战争时期，继续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写他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着重暴露国统区农村的政治黑暗，在小说创作上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他不仅写了后来收入《播种者》、《堪察加小景》等集子中的短篇小说，还写了中篇小说《闯关》和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　　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后，国统区的政治形势逆转。部分作家对抗战的乐观幻觉一经破灭便转化为悲观失望。在小说创作上，他们中一些人或是醉心于经历回忆以及身边琐事的描写，或是将小市民的时尚凑进“抗战”的主题中，编织一些以抗战为点缀的绯色恋爱故事。较多的作家则逐步认识到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及抗战的艰苦持久性，从而写出了许多反映国统区主要矛盾斗争的暴露讽刺作品。沙汀就是与茅盾、张天翼等一起，同属有成就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　　沙汀原名杨朝熙、杨子青，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四川安县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他从小随舅父（一个袍哥组织的首领、开明士绅）经常出入四川农村和小市镇之间，对于地方军阀在四川农村的基层统治和豪绅集团的腐败情形非常熟悉。他在中学时期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并开始爱好新文艺。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参加过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　　三十年人初他在上海开始创作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沙汀根据自己对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理解，在早期创作中力图反映“现时代潮流中击圈”内的生活，表现土地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多方面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写出了一些较有意义的作品；但由于未能深入到斗争生活中去，大都凭借一些间接得来的材料进行写作，因此出现了某些印象式的写法和概念化的倾向。　　这时候，沙汀从自己创作实践中，逐步体会到鲁迅在给他和艾芜的通信中所指出的“能写什么，就写什么”和“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的重要；同时，接受了茅盾指出的要避免“那种印象式的写法”（注：转引自沙汀的《感谢》，载《文哨》第1卷第3期，1945年10月1日）的意见。在提高了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认识的基础上，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把笔锋转向自己所熟悉的四川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克服了自己早期创作中“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成”（注：沙汀：《兽道·题记》）和“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注：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的缺点，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对生活的本质进行深入开掘，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创作上出现了新的面貌。　　抗战爆发后，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本想凭着他对故乡生活的熟悉，反映抗战中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在落后的四川，他看到的所谓新事物，“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他认识到，“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决心要将一切“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注：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由此可见，沙汀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黑暗的暴露，是出于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自觉要求。沙汀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这种明确的革命观点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使他的作品深刻地“表现出了旧的社会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它的日益腐烂”（注：《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如果说，战前沙汀的大部分作品还是对现实黑暗作一般揭露的话，那么，他在揭露战时种种新旧痼疾时，则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机构，指向了他们所推行的一系列反动政策，揭示了国统区黑暗、丑恶现象的根源。　　他这个时期的小说针对那些借抗战以营私、大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撕下他们的冠冕堂皇的“抗战”外衣，揭露出他们把丑恶扮为美好、将残忍装成人道的底面不符的矛盾现象，将其可憎、可笑、可鄙之处发掘出来，投以毁灭性的笑，写下了许多有讽刺喜剧色彩的短篇作品。　　写于武汉失守前夕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表现了某县城的上层分子为争夺防空协会主任的头衔而演出的一场丑剧。参加这场争夺的，有进过防空训练班，却在任职后仍然每天“吃茶打麻将”，甚至被一枚搁置在会址门前的炸弹吓得不敢上班的“防空专家”；有“用钱漂亮”，竟把防空协会当成练习嗓子的场所的绸缎铺小老板。而那位决定人员任用的县长本人之所以“热心”防空事业，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飞黄腾达，获得一个“专员录用的资格”。这篇作品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后，杂志主编茅盾曾在《编后记》中说，它“寄沉痛于幽默”，“愈咀嚼其味愈苦”。　　如果说这篇作品在辛辣的笑声中，还可以看出作者的“不能抑制的显然的愤怒”，那么稍后写的一些短篇，在作者更多地看到现实黑暗的情况下，感情趋于冷静，批判、讽刺的锋芒更严密地隐藏在现实画面之中。不同于漫画式的夸张和突出刻划的手法，这些短篇长于白描，把一些平平常常容易为人们忽略的东西通过精练含蓄的笔黑勾画出来，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借助艺术形象的发展逻辑显示作者的倾向，以收到讽刺的效果。以兵役问题为题材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写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就是具有这种讽刺特色的著名短篇。小说写联保主任方治国因为新县长扬言要整顿兵役，所以匆忙地向县里告密，致使土豪邢幺吵吵的已经缓役四次的第二个儿子被抓了壮丁，于是方、邢二人之间矛盾尖锐化，在茶馆里公开争吵，而且愈演愈烈，终至于当场出彩，打得鼻青眼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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