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历史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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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历史意义(2)

因此，对于他们，首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又需要指导，普及以后随着而来的就要求提高，而且还有“干部所需要的提高”，所以，在重视普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提高。由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著名公式：“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从而澄清了过去莫衷一是的不少混乱看法。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透辟的一针见血的论述，不仅对于文艺工作，而且对其他许多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出发，总结“五四”以来我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讲话》在文艺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　　《讲话》的重大历史功绩，还在于它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解决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关键问题。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和发展，既有赖于“革命作家头脑”这个主观条件，也有赖于“人民生活”源泉这个客观条件。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这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提出的作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正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他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且以他自己的经验为例，具体亲切地说明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变思想感情的必要和可能：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　　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明的课题，正是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文学时必然要面临的根本课题。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一九一九年，就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出了文艺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生活和观察的意见。列宁因为高尔基只住在彼得堡，“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阴郁情绪而严厉批评了他。　　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劝告高尔基说：“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注：列宁致高尔基信，《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50—454页）列宁认为，即使象高尔基这样做过工、有过复杂生活经厉的大作家，也必须多观察工农兵的生活，多观察新事物，以便深刻感受革命和时代的脉搏，克服不健康情绪。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当时各个革命阶级一起已在局部范围内有了自己的政权，文艺家面对着当家作主的工农兵群众，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取得了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经验，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的这个意见就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引导作家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走向无产阶级化的完整理论。　　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另一关键问题，是能否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亦即文艺家是否熟悉工农群众的问题。在这方面，早期无产阶级阶级文学的一些倡导者也曾有过糊涂思想，即把“文艺品的创造全凭本身的经验”只看作“是一种谬误的理论”。他们主张作家可以用“体察”、“想象”来代替生活经验：“若写强盗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强盗；写娼妓生活，自己一定要去当娼妓；……那岂不是笑话吗？”（注：华希理（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4月号）　　鲁迅曾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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