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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2)

　　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广泛地流行起来（注：参见张瘐《历史就是见证》、《人民日报》1977年3月13日）。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在革命面临新转折的关头，有预见地肯定了《白毛女》的创作鼓舞了全体创作和演出人员。该剧在延安演出三十多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一九四六年，他们来到张家口继续演出，并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作了重要的修改。在此后的演出过程中，又不断修改，使《白毛女》日臻完美。《白毛女》的剧本很快传到国统区，受到进步文艺界的高度赞扬。郭沫若读了剧本后，立即写信热情肯定了它的成功。

　　《白毛女》的修改过程，也是不断提高对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革命性的认识过程。最初的剧本中，喜儿形象曾经较多地保留了旧思想的痕迹。当她受黄世仁的污辱并怀孕时，曾一度对黄抱有幻想。对应不应保留这样的情节，编剧时就有过争论。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听取了群众的意见。有的同志指出喜儿忘却杀父之仇而幻想委身黄世仁，这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群众的意见，使剧作者删去了喜儿身上这些思想上的杂质（注：参阅丁毅：《歌剧〈白毛女〉创作的经过》，《中国青年报》，1952年4月18日），这一形象显得更为完整、美好。

　　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的演出中，增添了赵老汉讲述红军故事的情节，把农民的反抗性和党的影响联系了起来，使人物赖以活动的环境更具有典型性，全剧也具有更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剧本还增加了大春、大锁痛打穆仁智，大春在赵老汉指点下投奔红军，杨格村解放后，他回到家乡开展反霸斗争等重要情节。这些修改使喜儿的强烈的反抗性有了充分的时代和环境的根据。她的身上不仅赋有被压迫者传统的反抗斗争精神，而且在地主阶级和整个旧社会面临总崩溃的前夕，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下，这种反抗性必然得到新的发扬。这些修改和增添，都加强了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

　　《白毛女》表现农民或地主的生活以及他们间的矛盾、斗争，都没有违反生活的本来面貌。坚持多年极端艰苦的深出生活，虽然是离奇的、罕见的，然而在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真实事例。但是《白毛女》的基调是浪漫主义的。这种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安排和抒情歌唱之上，剧本通过这些方面，尽力表现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在喜儿形象的塑造中，不断地加强主人公的反抗性，删除有损形象完美的内容，就是为了使她能够更完整地体现劳动人民坚贞不屈的反抗统治者的美德，使群众看到她们认为应该如此的形象。

　　在情节安排上，坚持深山生活和与黄世仁窄路相逢等，都使喜儿的绝不屈服、绝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得到充分的表现。用供果痛击黄世仁的场面，替千万个受害的人们发泄了心头的怒火。而歌剧的特点又使人物有可能畅快地通过歌唱来发抒胸臆，向观众直接打开自己的心扉。整个《白毛女》就象一座喷发的火山一样，倾泻出长期蕴积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的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之情。至于某些细节的真实问题，例如喜儿的山洞生活，因为与主题并无多大关系，就不是剧本所要着重表现的，人们也不要求回答这样的问题。

　　原有的第四幕，“是喜儿山洞生活的叙述，是说明喜儿在山洞中怎样生活下去，为什么还能生活下去”，结果反而延缓主题发展的速度，许多剧团演出中干脆不演，作者最终把这一幕全部删去了（注：丁毅：《白毛女·再版前言》，东北书店，1947年出版）。所有这些方面，共同地构成了《白毛女》的浓郁的浪漫主义色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象《白毛女》这样兼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大胆的浪漫主义手法，两者又能结合得相当和谐的作品，是并不多见的。当然，从全剧来看，前半部分（从一开始到喜儿从黄家出走）现实主义更多一些，后半部分（即喜儿在山中的生活）主要是浪漫主义的了：前后表现手法上的这种变化，正反映了《白毛女》在加工修改过程中的发展趋向和基本色调。

　　《白毛女》是创造我国的民族新歌剧的奠基石。它在群众艺术实践的基础上，继承了民间歌舞的传统，同时也借鉴我国古典戏曲和西洋歌剧，在秧歌剧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为创造新歌剧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道路。

　　首先在音乐上，运用了民歌、小调和地方戏曲的曲调，但它既不是民间小戏的扩大，也不是传统的板腔戏或宫调戏。它借鉴了西洋歌剧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处理方法，利用富有民族风味的音乐曲调来表现剧中人的性格特征。河北民歌“小白菜”，原是封建社会中受后娘欺压的儿童歌谣，作者利用它表现喜儿在黄家受黄母压迫的情绪。由于调子比较幽怨，不适于表现喜儿在杨白劳抚爱下天真活泼的性格，作者们就选用河北民歌“青阳传”的比较欢快轻扬的曲调，谱写了“北风吹，雪花飘”。到了喜儿进山和在奶奶庙与黄世仁相遇时，为了表现她的阶级仇恨的大爆发，采用了高亢激越的山西梆子的曲调。

　　因此，《白毛女》的音乐既对表现人物性格起到重要作用，又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爱听。其次，在歌剧的表演上，借鉴了古典戏曲的歌唱、吟诵、道白三者结合的传统。喜儿的出场就是用歌唱叙了戏剧发生的特定情景：“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然后用独白向观众介绍了身世和家庭。其他人物，如杨白劳、黄世仁、穆仁智也都在出场时，通过歌唱作自我介绍，不少地方也用独白叙述事件过程。人物对话采用话剧的表现方法，同时注意学习戏曲中的道白。在道白与歌唱的关系上，则运用歌唱来叙述事件，回忆历史，介绍人物，衬托气氛，并在感情需要爆发时，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转折比较自然，并不给人以话剧加唱的感觉。唱词有许多就是诗，而且颇有民歌特色，如：

　　老天单杀独根草，
　　大水尽淹独木桥，
　　我一生中只有这一个女，
　　离开了喜儿我活不了！
　　——第二十一曲

　　大风大雪吹的紧，
　　十家灯火九不明。
　　人家过年咱过年，
　　穷富过年不一般：
　　东家门里有酒肉，
　　佃户家里无米面。
　　——第二十三曲

　　这样的诗配上民族情调十分浓郁的曲子，使《白毛女》的歌曲长期以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当时人们对《白毛女》艺术上达到的成就，曾给予高度评价：“《白毛女》的演出对中国歌剧发展上是一个最大贡献，有最大功劳——这是它的最高价值。从这次演出上，我们知道了怎样的向中国故有的歌剧形式学习和吸取，怎样把旧的和新的东西结合起来。”（注：联星：《〈白毛女〉观后记》，《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10日）

　　由于《白毛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它成了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解放区报纸不断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每至精采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注：见1946年1月3日《晋察冀日报》）人们称赞台上台下感情交融的情景为“翻身人看翻身戏”，并且充分肯定它在实际斗争中的作用：《白毛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当前中国亟需解决的土地问题；杨白劳的死和喜儿的遭难，都是由于农民没有土地和民主政权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出版或演出《白毛女》，那是十分合乎时宜的”（注：刘备耕：《〈白毛女〉剧作和演出》，《人民日报》（晋冀鲁豫），1946年9月22日）。

　　一些村子就在看了《白毛女》演出后，很快发动起来展开了反霸斗争。有的部队看了演出后，战士们纷纷要求为杨白劳、喜儿报仇，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撰文叙述看了《白毛女》后，对自己阶级感情变化所起的重要影响。《白毛女》在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量。一个剧能够在千千万万群众中起到这样大的教育作家，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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