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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小说(3)

　　《邪不压正》描写中农王聚才的女儿软英的婚姻纠纷，本意在于通过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干部队伍继续为非作歹等情节，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问题。但这个作品更大成就在于极为形象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不但象小旦这样的人在不断侵吞，而且一部份贫农干部，也多占了胜利果实。这就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农村，更显得僧多粥少了。为了填满“窟窿”，必然向中农开刀。作品不仅提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且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状况，也很有价值。赵树理还满怀热情地歌颂农村新人新事。《小经理》中表扬了三喜，他是一个十分平凡的青年，却是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妇看瓜》通过田寡妇的心理变化，歌颂了新农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观。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农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现的对象。鲁迅第一个怀着炽热的同情描写了受着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尝苦难而尚不觉醒，身心均打着阶级压迫的深深烙印。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

　　但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特别由于作家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杂质。在这点上，赵树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缘故，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农民关心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开始表现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尽管人更加熟悉并能得心应手加以表现的，仍是老一辈的农民；但就是这类农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时代大潮所冲击，挟带着向前进步着的。另一方面，由于赵树理来自农民，始终不脱离农民，热爱而且深刻了解农民，使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到观察、思考、表达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的特质。这就是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赵树理为新文学所增添的新因素。

　　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使赵树理的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事。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注：《也算经验》、《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写《李有才板话》，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防止土改运动中，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流氓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以及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他写了《邪不压正》“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注：《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

　　他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常常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并不是政治概念的没有艺术生命的图解。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也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党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赵树理却已敏锐地抓住阶级斗争尖锐性、复杂性的问题，在一些作品中描写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时，赵树理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即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之后，对旧农村社会的改造。他描写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

　　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福贵》、《传家宝》等作品中，他相当深刻地描写了宗族、家庭中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矛盾的演变。这些描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并且表现了一个新时代、新天地的诞生。越树理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落后面。他认为只有展现阎恒元的全套阴谋诡计和老槐树下受压迫者继续受压的真实状况，才能与“模范村”的称号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揭露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只有写活了二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们从他们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对改变封建旧习俗的严重性、迫切性的认识。

　　在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比中，赵树理在进步的一方加上了政权的力量，使矛盾最终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他认为当时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亟需民主政权的支持，现实生活中矛盾的解决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不愿为了激化矛盾而改变构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安排情节。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过漫长的历史，小生产方式的影响更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普遍存在，在作为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的心灵中，也留下很深的印记。中国农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复杂曲折的，充满了从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到内心深处的微妙波动的各种矛盾冲突。赵树理以其细致生动的笔触，充分地刻划了这些变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上，他都有所创造，形成了他在艺术上的独特风格。这既是他个人的艺术风格，也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是赵树理对新文学发展所增添的又一新因素。

　　赵树理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没有对这些人物作静止的描绘、分析、议论。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不宜栽种”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实、厚道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从“米烂了”到精心梳装打扮，赶到区上去闹，则表现三仙姑假装迷信、泼而且赖的特征。同样两个落后人物，放在同样环境中，却能将其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

　　由于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因而寥寥数笔就能把人写活，很有以笔传神的功夫。《催粮差》中旧衙役的走狗特性，《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地主少爷的凶顽而又娇弱的性格，《小经理》中老管账的油滑世故，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两笔写活。于福牵驴送三仙姑上区，张得贵抱着笔砚算盘随阎恒元丈地，只用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的身份、地位、性格点了出来，颇可耐人寻味。就是老槐树下的那些“小字辈”，或热烈，或冷静，面目也不雷同。赵树理的小说较少大开大阖的情节，激烈动荡的场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通过朴实、简炼但却细腻的描写去展现。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细节中表现她们的。细节的真实，颇能表现赵树理的精确描绘生活图画的长处，并使他的小说具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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