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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其他中、长篇小说(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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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大》的成就还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农村干部形象。较之当时其他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高生亮的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丰满些，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作者突出了他对党和革命的忠心，对工作的忘我精神，但并没有回避他作为农民身上残留的弱点。他有些急躁简单，理论水平不高；遇到严重困难也产生过犹豫动摇；在跟巫师斗争时自己也有迷信思想，不能彻底否定鬼神。这作为当时的农村干部是真实可信的。 作者还把高干大放在几条战线上作战：犯有主观主义错误的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反对他；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民压制他；浅薄的乡文书云飞讽刺嘲笑他；不懂事的儿子栓儿因为婚姻问题分散他的精力，拉他的后腿，甚至后来和巫师一道破坏他的工作；以巫师郝四儿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更是千方百计阴止、破坏合作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自己思想上有弱点也影响他的工作……面对这些困难，他努力奋斗，身躯消瘦了，头发变白了，但他的形象显得高大了。高干大的形象表现了新的农村干部是怎样在斗争中成长，揭示了党的工作之所以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得到人民拥护的基本原因。 《高干大》的矛盾冲突错综复杂而又线索分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斗争逐步紧逼，高潮安排非常合适。和巫师郝四儿的斗争虽然写得略嫌冗繁，但有较强的戏剧性，让人读来饶有兴味。人物描写除高干大外，其他各色人物也都写得活灵活现，很有分寸。作品的语言也朴素明快，加之适当地运用了陕北农民的口语，更显得形象生动，富有地方色彩。这对作者过去的欧化倾向来说是个巨大进步。 柳青（1916—1978）的《种谷记》也是当时较有影响的长篇。比较作者过去写的短篇小说（收入短篇集《地雷》），《种谷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了显著提高。这部作品反映的题材十分平凡，情节也比较简单。全书以王家沟组织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展示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 故事发生的时间只有二十天。为了提高生产，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也为了保证农村学校不致受到生产的冲击，县里指示在变工队的基础上实行定期集体种谷。这虽然是我们党组织农民走集体化的最低形式，却是农村经济最初的社会主义因素，因此它遇到各种不同力量的阻挠，其中主要是以富裕中农行政主任王克俭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自私思想，也有地主富农王相仙、王国雄的破坏。但是，以共产党员农会主任王加扶、劳动模范王存起为代表的农村基本群众是相信党，跟党走的。经过严肃的斗争，撤销了王克俭的职务，另选王存起当行政主任。在王加扶、王存起的带动下，王家沟终于胜利地开展了集体种谷，广大农民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政策的正确。 《种谷记》的意义不只是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艺术地记录了战争年代党领导、教育和组织农民的生动情景，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通过王加扶、王存起，直到敲钟的六老汉等农民坚决响应上级号召，一心一意按党的政策做，可以看出农民积极要求革命的本质。作者熟悉陕北农村生活，当地农民的一些风土人情，在作品中都有真实具体的描绘。 作者介绍人物的身世、面貌，只用很少的笔墨，通过一些有特征的细节，就把他们勾画了出来，加上人物各具特色的对话，就使读者感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种谷记》的缺点是故事情节发展缓慢，对话多而行动性不强，某些细节描写了比较繁琐，使人感到沉闷。到了五十年代，柳青的创作还有更大的发展：他以自己的小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绘下了史诗式的画卷。他在后来的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善于艺术地概括生活、在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刻划人物等长处，在《种谷记》中已经可以见到端倪。 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和以上两部作品很不相同的《地覆天翻记》，虽然存在幼稚粗糙的缺点，但由于采用了农民群众比较熟悉的章回体形式，故事情节也比较曲折复杂，因而受到群众的欢迎。作者王希坚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作家。他生活在群众当中，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他亲身经历了解放区农村尖锐的斗争和深刻的变化，因而写出的作品真实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地覆天翻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八路军工作组下到农村开展增资（增加雇农报酬）、减租工作，组织农民秋收和反“扫荡”，但是遇到阶级敌人的阻挠破坏。由于工作组本身存在的缺点，开始不了解情况，连着两次让地主及狗腿子篡夺了村的领导权。地主相互勾结，反对工作组和贫苦农民，杀害农民积极分子李福祥，成立汉奸“暗杀团”，同时又伪装开明积极，打入革命队伍，腐蚀干部，勾结日寇进行“扫荡”。 在事实的教育下，经过整顿组织，农民群众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把恶霸地主押到李福祥纪念碑下枪毙。作品虽然没有塑造比较突出丰满的人物，但从一群普通农民身上，可以看到广大群众蕴含的深厚力量。《地覆天翻记》在艺术上同时具有明显的优点和缺点：反映生活具体真实但又缺乏提炼；形式通俗易懂，易为群众接受，但对旧小说描写手法、套语等因袭过多；故事怀较强，但有少数情节（如大把头和吴二爷等在林中开黑会被李四相听见等）又显得过于巧合。另外，在对恶霸地主的斗争问题上，开始较多强调了文明说理；对杀害李福祥的凶手过于强调了教育转变，对狗腿子的反动性也揭露得不够充分：这些都反映了作品的政策观念不尽明确。 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在写人民武装进行抗日斗争方面，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它们是：《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思想上讴歌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艺术形式上通俗易懂。它们基本上属于通俗文艺而艺术上较之有明显的提高。它们的弱点或缺点有时也是由通俗文艺形式带来的，如人物塑造不够典型化，情节结构较一般化，反映现实生活斗争不够细致深刻等，但总的说来适应了当时革命和读者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欢迎。这类作品的出现，是对于小说创作民族化群众化的一种尝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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