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反压迫、争民主的进步文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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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压迫、争民主的进步文艺运动(1)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方面在解放区沿着文艺为广大人民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自由、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则冲破蒋介石集团的压迫，经过重重斗争而获得发展。　　一九四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贯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加紧与敌伪勾结的同时，又采取种种法西斯手段，增强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压迫，并于一九四三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文化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对进步文化工作者实行高压和箝制。一九四一年七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竟“取缔书刊”达九百六十一种之多。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间，张道藩、梁实秋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文化先锋》上先后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等文，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鼓吹“文艺要以全民为对象”，表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意识”（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　　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文化运动纲领”，并于十一月间在重庆举行所谓“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本来，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形势下，提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之类的口号是无可厚非的。但国民党一则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对立起来，叫嚷进步作家不要“站在劳工劳农的立场”去创作“憎恨”剥削阶级的作品（注：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20日）；二则把“民族意识”与封建思想混为一谈，在“民族文化”的旗号下宣扬封建主义的内容。他们在文化上提出的这些口号，是为国民党政治上鼓吹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效劳的。　　因此，他们的所谓“民族”云云，指的只是民族中占极少数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的压迫和摧残，给国统区的进步文艺运动造成了极大困难：政治上，作家生命没有保障，创作没有自由，出版受到查禁；经济上，由于物价上涨，纸张印刷成本急速增高，加之苛捐杂税的重压（如重庆的戏剧上演税高到票价的百分之五十五），使得一些优秀作品难以出版或上演，作家生活没有保障。这些都严重阻碍着文艺事业的发展。　　虽然如此，进步文艺界在共产党领导下，仍继续保持与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善于灵活作战，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虚伺隙，互相呼应，终于能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击垮了一切反动派的文艺活动，而打了胜仗。”（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国统区各地分会依然继续开展活动，它广泛地团结各抗日阶层的文艺工作者，并动员与组织他们参加许多工作。　　皖南事变之后，党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一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不仅团结了许多进步的文化人，而且团结了大批中间的文化人，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针对国民党喧闹一时的“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新华日报》发表了《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的社论，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必须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国统区进步文艺界还曾通过纪念鲁迅、庆祝作家生辰等特殊方式，推动革命文艺运动。在祝贺郭沫若、茅盾五十寿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均按中国传统习惯计算年龄），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一九四四年）的时候，《文艺生活》、《抗战文艺》、《文哨》等刊物，均出纪念特辑，表彰他们对文化革命的杰出贡献，总结文学运动的经验，展望未来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增强了团结，鼓舞了斗志，对反动统治者起了打击和示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在纪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之际，热情地赞扬了郭沫若“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并对郭沫若寄以深切的期望：“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注：《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又号召文化工作者以鲁迅为榜样，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周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正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国统区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引导和殷切期待。　　国民党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的鱼肉人民、敲诈勒索“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4页）。抗战最后两年，国统区人民反压迫、争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九四四年，在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92页）湘桂溃败是国民党当局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大暴露，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这也促进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九四四年六月，郭沫若发表了《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指出：“为争取战争的胜利，为促进训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权允许的范围内，我们文化工作者应有权要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同年七月，“文协”鉴于“若干作家病不能医，盆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并为了“加强文艺工作和社会人士的联系”，发起了“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这个运动发起以后，很快得到了社会广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推动了民主运动和文艺运动（注：可参阅《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抗战文艺》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　　这年九月，中共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案，深得群众拥护，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起了号召作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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