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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压迫、争民主的进步文艺运动(4)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政协”召开前后，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纷纷向“政协”呼吁，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茅盾、冯雪峰等三十人签署的《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说：“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注：《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2期，1946年1月20日）

　　重庆文艺界人士陈述了对“政协”会议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希望和要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抗战胜利后改名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并于次年移至上海继续领导文艺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文协”总会发布《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郭沫若起草），文中说：“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向作家提出要求：“我们应该严密地保守着人民的立场，努力向人民大众学习，使自己的意识彻底大众化，绝对地不和腐化分子同流合污，和恶势力抱一个死不妥协的态度。

　　对于协会，应当使它尽量地健全发展，争取友人，争取青年群众，争取广泛的中间层，在各种文艺活动中应积极参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和平民主的战士。要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我们的创作才能够适合人民的要求，和当前的时代配合。”（注：《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1946年5月4日）当时的进步报刊曾以不同标题刊登了这个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如《文联》一卷七期登载该文时，题目为《今日文艺工作的方向——纪念第二届文艺节》），在文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民党反动派对“政协”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并不信守、执行。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当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时候，反动派指使特务匪徒捣乱会场、殴打进步人士，郭沫若、李公朴和新闻记者六十余人受伤，造成了著名的校场口事件。接着，三月出现了南通血案，六月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与美帝勾结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完毕，便彻底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进攻。国统区人民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工、农、商、学各界在党的领导下，配合革命军事斗争，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大规模革命群众运动。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文化批评家、平民教育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到杀害；仅隔四日，西南联大教授、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也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愤怒抗议。中共代表团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缉拿凶手、公葬死者、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等七项要求（注：《中共代表团抗议李公朴闻一多二氏被刺》，《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

　　周恩来同志闻此凶耗，悲愤交集，立即于十八日在上海寓所举行有中外记者百余人参加的招待会，向新闻界控诉反动派的暴行。他说：“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我们非常愤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注：《周恩来将军谈三大问题》，《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7月21日）反动派企图杀一儆百，但全国掀起的追悼李、闻二烈士的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更大声讨。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在北平身染重病，但仍积极支持民主运动，毅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至死不屈。

　　毛泽东同志对闻一多、朱自清为人民不惜牺牲的精神作出了高度评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32—1433页）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一方面组织部分作家奔赴解放区开展革命文化活动，一方面帮助大批文化工作者撤至香港建立文化革命的新据点。革命文化工作者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聚集力量，出版刊物（主要有《大众文艺丛刊》、《小说》、光复版的《文艺生活》、香港版的《群众》，并为《华商报》副刊开辟了《热风》、《茶亭》等文艺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批判错误文艺思想，提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与抗战后期相比，这时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自觉性更加提高，而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香港进步文化界曾分别以《文艺问题》、《论文艺问题》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单行本。一九四七年五月，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又以《毛泽东论人民的文化与人民的文艺》为题，节选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的部分章节。《讲话》的公开出版发行，为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冯乃超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等论文，都是在当时条件下认真学习《讲话》的产物。这些文章着重论述了新文学的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普及与提高、作家思想改造、文艺大众化、统一战线等问题。当时还开展了“方言文学”、“马华文艺”问题的讨论。“方言文学”讨论的实质，正是为了在国统区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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