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升官图》等戏剧作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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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官图》等戏剧作品(5)

剧作者把朴素美丽的神话同人民反抗强暴的壮丽斗争揉合在一起，反映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两部戏剧都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吸取了经验。《嫦娥奔月》的第二幕直接采用了《故事新编》中《奔月》的一部分，把嫦娥厌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生动描写搬上了舞台。除《捉鬼传》和《嫦娥奔月》外，吴祖光这个时期还写了神话剧《牛郎织女》、话剧《少年游》，现实意义不及以上两剧，但戏剧效果都较好，演出时受观从欢迎。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剿匪”、“戡乱”军事上连遭失败之后，变本加厉地强化了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专制，因而国统区进步戏剧活动走入低潮。在剧坛趋于沉寂的日子里，田汉创作的话剧《丽人行》先后在无锡、上海、北平、天津、长沙、武汉等地上演，犹如一声春雷，又一次震动了当时的剧坛，充分显示进步戏剧工作者威武不屈的斗争意志。　　《丽人行》剧本完成于一九四七年春季。作者巧妙地用抗日的题材主题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剧本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魔爪蹂躏下的上海为背景，表现三个不同阶层的青年妇女所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朴实善良的纱厂女工刘金妹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受过日寇凌辱，全家又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丈夫受流氓残害瞎了眼睛，生活的重担靠她一人挑起。在一切生路断绝后她被迫出卖肉体，但并不能改变悲惨的生活处境。她在绝望中走向黄浦江边，终于经革命者救助而得到新生。　　女知识青年梁若英有正义感和爱国心，抗战前同革命者章玉良结了婚，生了女孩贝贝。抗战爆发后丈夫离家从事抗日工作，多年没有音讯。梁若英由于生活的重压，又经不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同有金钱而无气节的文化汉奸王仲原同居。几年之后，章玉良由于地下工作需要被调回上海，经组织的协助同梁若英见了面。在这次会面中两人一起被日寇逮捕。章玉良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梁若英在章玉良精神鼓舞下也经受住严刑拷打。　　两人出狱后，章玉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女儿贝贝回到生父一边，梁若英思想感情极度矛盾，由于留恋舒适的剥削阶级生活，仍然回到了王仲原身边，但王仲原另有新欢，抛弃了梁若英。在绝望中梁若英企图自尽，同刘金妹一样得到党组织的挽救和指引而走上新的道路。女青年李新群是留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同她的丈夫孟南一起，日夜艰辛地为革命而工作，满怀信心地迎接胜利。她热情救助刘金妹，为章玉良、梁若英出狱而奔走，最后帮助刘金妹、梁若英走上革命大道。　　剧作者怀着深挚的感情塑造了这三个青年妇女的形象，也刻划了革命者章玉良、孟南及党组织领导人刘大哥的形象，谱成了一曲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颂歌，这在当时国统区的戏剧创作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中都是少见的。剧本打破了话剧通常分幕的结构形式，吸取中国戏曲的经验，根据剧情需要，将全剧分为长短不一的二十一场次，穿插交错地展现了三个青年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场面，又以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为主线把它们连贯在一起，因而全剧场次虽多，但浑然一体，有条不紊。　　尽管三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仍存在一些缺点，但在田汉的大量戏剧作品中，《丽人行》的思想艺术成就是较高的。《丽人行》的演出正是美帝国主义官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激起全国学生抗议运动之后，这部戏剧起到明批敌伪、实揭美蒋的战斗作用，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赞扬，也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据阳翰笙回忆，演剧二队在平津演出《丽人行》时，特务们一再下令停演，并且说只要加上“造成这种种罪恶的现象都是‘共匪’的叛乱”这句话戏就可以演下去。“但二队的同志们宁可冒逮捕监禁的危险，誓死也不把这句话加上去。”（注：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63页）这充分说明了《丽人行》这个剧本的政治效果和进步戏剧工作者的战斗决心。　　田汉在解放战争时期除创作《丽人行》外，还组织剧本《清流万里》（即《文化春秋》）的创作。这部歌颂艰苦奋斗的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话剧，由于伶、吴天、徐昌霖、阳翰笙、潘孑农、顾仲彝执笔，田汉负责“总读”和“统一调整”，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全剧分三幕六场，从抗战胜利前夕写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剧中以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江孟群和为民主教育呕心沥血的教育家邢益知为中心，描绘了一幅进步文化工作者在苦难的历程中团结奋斗的画面，有一些寓意深刻、感情色采浓烈的场面。但全剧剧情比较平淡而拖沓，戏剧效果较弱。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接近总崩溃，国统区内进步戏剧的出版和演出都被禁止，进步戏剧作品只能在解放区或香港发表。宋之的进入解放区以后写作的独幕剧《群猴》和瞿白音在香港发表的独幕剧《南下列车》，是这期间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戏剧代表作。《群猴》写作于一九四八年，以国民党的伪“国大”选举为背景，把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人物集中到某城市一个镇长家里，让他们在舞台上作耍猴式的自我表演。这一伙“书记长”、“主任”、“女国大代表”之流，为了拉选票，戏法耍尽，丑态百出。　　从“我的妈是她姑母的表姐”、“孔院长的舅父的外阻父的堂房妹子是我姨妈的表姐的姑母”，这样拉亲攀戚到按奇妙逻辑鉴定自己是蒋介石公婆的“小舅子”、“亲儿子”、“亲女儿”，争得脸红耳赤。正当“主任”忽出奇想，高喊“美国人是我的爸爸”而居压倒优势时，下赌注的妙法又出来，从十万元抬到二百万，从支票、法币到黄金、美钞，吵得不亦乐乎。然后是互相揭发、谩骂以至扭作一团，打得鼻青眼肿。最后警察出来干预，大家装成耍猴戏。剧本的现实性很强，虽然尚欠深刻，但对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民主宪法”的虚假，以及各派系之间的争夺，作了辛辣的讽刺，在喜剧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南下列车》写作于一九四八年初。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直逼长江，蒋介石伪装下野，国民党官员仓皇南逃。剧本以由武昌开广州的一列南行列车的餐车为背景，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和灵魂作了逼真的描绘。登扬人物有自称“国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由我来立”的“立法委员”，有为蒋家王朝“公忠体国，苦心孤诣”的“和平贩子”，有伪国防部宣布“壮烈牺牲”的“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有“被误为左派人士的地主”等等。在南下列车上，他们仍然以高贵人物自居，饱食痛饮之后在一起议论时局，除“副总司令”稍明大局、退休回家外，都幻想恢复他们的开堂。　　但他们也明知，无论是“百万雄师”，还是高喊“和平”、“革新”，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于是，他们想“搭线”，摇身变为“左派”。由于投机心切，“立法委员”把一个反动透顶的地主误认为“左派”而加以奉承，喜剧在这里达到了高潮。这个剧本通过一列车厢里的人和事，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片混乱景象，从侧面歌颂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演出，受到代表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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