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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服者的城邦
斯巴达是希腊最重要的城邦之一。它为西方政治传统贡献了独特的成份。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这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土地肥美，宜于农耕。沿海没有良港，陆上又有东北和西方的崇山峻岭将其与外界隔开。在这种条件下，斯巴达自然成为一个具有封闭和保守性特征的农业社会和内陆型城邦。希腊世界的蓬勃发展和多彩多姿的生活很少对它发生影响。
斯巴达城邦起源于种族征服。约公元前1100年，一批来自希腊北部的多立斯人侵入拉哥尼亚地区，摧毁了迈锡尼时代的文明，征服了当地的居民，而后，他们又征服了毗邻的美塞尼亚地区。多立斯人把大多数被征服的居民变为国有奴隶，称希洛人（Helots）。把另一些人驱逐到边远地区，成为政治上无权的自由人，称皮里阿西人（Perioikoi），意为“边区居民”。伊索格拉底说，皮里阿西人是征服者中较低等级。爱弗罗认为，他们与希洛人都属被征服者，而希洛人是其中的造反者。也有人认为皮里阿西人是较先被征服的，斯巴达人还没有能力将其变为奴隶。参见PJ罗得斯：《希腊城市国家》，第55页。斯巴达国家就建立在对被征服者的压迫之上。被征服者性格顽强人数众多，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15页。约为征服者的十几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多立斯人建立了一套特殊的政治制度。
在进入拉哥尼亚地区之初， 多立斯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分为三个部落。定居下来之后，他们的血缘关系逐渐融化于地域关系之中，形成了按地域划分的五个村社（奥巴），斯巴达即由五个村社联合而成。一说四个。见波桑尼阿：《希腊纪事》(Description of Greece)，第3卷，第16章。与其它城邦不同，它既没有城垣，也没有像样的街道和城市建筑，其居民都散居于各个村落之中。以至有人甚至怀疑它是真正意义的城邦。
据说，在征服了美塞尼亚之后，斯巴达人得到了二、三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生活自由安逸，爱好艺术音乐，对奴隶也比较宽厚。但是好景不长，公元前7世纪中叶，美塞尼亚人举行了大规模起义，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斯巴达人与起义者展开了长达20年的殊死搏斗，男丁悉数从军，损失惨重，一度濒于崩溃。这次战争虽然以斯巴达人的胜利而告终，但却彻底改变了斯巴达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普鲁塔克写道：“在我看来，自从在斯巴达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当时希洛人纷纷起义，从此以后，斯巴达人就变得这样无人性了”。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来库古传》(The Parallel Lives,Lycurgus)，罗依卜古典丛书，第28章，第6节。以下引该书只注某传名。该书部分中译文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ＺＷ）〗此后几个世纪，斯巴达人是在对希洛人造反的极度惶恐中度过的。在他们与其它城邦签订的盟约或和约中，往往有要求对方帮助镇压希洛人的条款， 由此可见其恐惧心理的一斑。在这种恐惧心理的支配下， 斯巴达人强化了他们保守和封闭的政策，把全国变成一个严酷的军营。通过对希洛人的奴役，斯巴达人牺牲了许多自由和生活中的大部分乐趣。
古希腊人一般都相信，古典时代斯巴达的社会政治体制是一位非凡的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s）创立的。参见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97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03页。色诺芬：《拉栖第孟人的政制》(Constitutionof the Lacedaemonias)，罗依卜古典丛书。普鲁塔克：《来库古传》。〖ＺＷ）〗但他们对来库古生平和立法活动的记载却相差甚远，分歧重重。“大概没有一件可以说是没有争论的。”普鲁塔克：《来库古传》 ，第1章，第1节。当代一些学者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文学虚构，其背景是公元前6世纪发生的一系列改革。
传说的来库古立法活动大约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当时斯巴达政治遇到严重危机，政局不稳。来库古执掌大权后，以神意执行者的身份颁布了 “瑞特拉”（Rhetra，公约），规定了城邦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此后数百年间没有重大改变。
二、斯巴达的社会分层
斯巴达城邦分为三大社会集团，即斯巴达人、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居统治地位的是斯巴达人，他们是最初征服者们的后裔。在理论上，斯巴达城邦的土地和奴隶归他们集体所有。相传来库古立法时，斯巴达人共有九千户，每户从国家通过抽签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和奴隶。这种土地和奴隶可以传给后代，但不准出卖和转让。通过这种方式，斯巴达人内部建立起了平等关系。贵族与平民的区分虽然没有被完全抹平，但也失去了主要的意义。斯巴达人分得的份地全部由希洛人耕种。他们终身参加军事训练，从军作战，构成斯巴达军队的主体，不参加农业劳动或任何形式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不能积累财富。成年男子为全权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由于在享有公民权、份地和奴隶方面的平等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平等，斯巴达人认为他们都是“平等者”。斯巴达城邦即为“平等者公社”。通过这种僵硬的平等制度，斯巴达人内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避免了贫富分化和党争，共同对付希洛人和国外对手。但这是以牺牲进步和繁荣为代价的。皮里阿西人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他们是被多立斯人驱逐到边远地区的人或与多立斯人结盟的民族。分布在斯巴达边界上一百多个小城镇中，构成斯巴达人和希洛人的外围。他们臣服于斯巴达人，但有一定的自治权。来库古立法时也分给他们每户一块份地。他们除从事农业劳动外，还被允许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必须向斯巴达人纳税，战时又须服兵役。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希洛人。他们是被征服后留在原地的居民，约20万人。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人身自由。来库古立法时，把他们作为国家奴隶连同份地一起分配给斯巴达人使用。他们附着于斯巴达人的份地上，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独立耕作，每年将收获的一半交给份地的主人。斯巴达人有权任意杀死他们自己份地上的希洛人，但不能随意买卖、转让和赶走，也不能私自索取超过规定的收获物。战时，他们须为军队服劳役或充当轻装步兵随军作战。希洛人处境最悲惨的方面还不是他们的经济地位，而是经常受到粗野放肆的虐待和侮辱，有计划的集体屠杀。斯巴达人与希洛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战争状态。每年监察官上任，都要举行向希洛人的“宣战”仪式，为的是平时可以任意杀害他们而不致冒渎神灵。他们经常派战士到乡下屠杀希洛人，特别是他们中的强壮者和优秀者。对希洛人的屠杀成为斯巴达的一种制度,称“克里普提”（Ｋｒuｐｔｅｉａ），即“秘密警察”。希洛人平时必须穿着国家为他们做的衣裳，以显示他们的奴隶身份。斯巴达人强迫他们饮过量的烈酒，然后引入公共场所，以他们的醉态警诫年轻人。他们还被强迫作卑鄙可笑的歌舞，不许有任何高尚的表现。希腊人普遍认为，希洛人在所有希腊城邦的奴隶中处境是最悲惨的。他们“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奴隶更像奴隶。”同上，第28章，第5节。希洛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一有机会就举行暴动。亚里士多德说：希洛人“老是等待着拉根尼（斯巴达）人的衅隙，他们好像是丛莽中的一支伏兵，遇到机会，立即出击（起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82页。显然，他们是斯巴达人身下的活火山或脖子上随时都会勒紧的绞索。
三、斯巴达的城邦机构
由于斯巴达人内部社会关系简单，生活单调，社会很少变化，所以国家权力机构的负荷较轻，构成也比较简单。它包括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国王和监察官四个部分。其中除监察官外，都是由原始部落民主制时期的权力机构演变而来的。
１.公民大会（Ａｐｅｌｌａ）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参加。年龄在３０岁以上，能够自备重武装的斯巴达男子即为全权公民。从理论上说，公民为城邦的主人，公民大会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掌握一切重大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但由于斯巴达特殊的社会制度，公民内部没有明显的利益分化，公民大会表达不同利益的职能失去了意义。加上公民(与雅典公民相比)愚昧、驯服、议事程序粗糙、幼稚，大大削弱了公民大会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会议的主要权力是表决和通过法律，决定宣战与媾和，选举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战时决定由哪位国王出征等。由于国家事务简单，需要公民大会决定的事务不多，加上斯巴达地域广大，公民居住分散，所以公民大会不经常召开。一般每月集会一次，原由国王召集，后改由监察官召集。普通公民在会上不能提出议案，也不能开展辩论。只就长老会议或监察官提交的议案进行表决。当公民准备通过一个经过修改的议案时，长老或国王有权宣布休会。表决不是用投票或举手的方式，而是以喊叫的方式进行。“计票员”凭喊声大小来确定表决结果。当分辨不清哪一方喊叫声更大时，就采取排队方式表决。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2页。
２.长老会议(Gerousia)长老会议由二位国王和28位长老组成，握有十分重要的权力。它被看作保证国家这只大船稳定的“压舱物”。普鲁塔克：《来库古传》,第5章，第7节。既防止国王独裁暴政，又遏制人民过分的民主要求。长老由公民大会从年满６０岁以上的显赫公民中选出，一旦当选，终身任职。由这样一群耆老组成的政治机构，无疑具有浓重的保守色彩。选举长老时，首先用抽签办法排定候选人次序，然后依次把他们领到与会公民面前，由事先关在附近屋子里的人裁定，得到最高呼声欢迎的人即当选。长老会议原由国王主持，后改由监察官主持。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起草法律、决议，讨论决定将哪些议案提交公民大会表决。利用这项职权，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民大会。长老会议还享有部分司法权，刑事案件特别是国事犯案件都由它审理。长老会议还受理监察官对国王的控诉，它关于废黜国王的判决为终审判决。长老会议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斯巴达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后来随着监察官权力的加强，其地位明显下降。
３.监察官（Ｅｐｈｏｒｓ）监察官在斯巴达政治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对监察官一职的起源没有确切记载。有人认为它是来库古立法时设立的，有人认为是后人增设的。参见ＰJ罗得斯：《希腊城市国家》，第８０—82页。很可能它起源于来库古时代,但后来才变得十分重要。监察官共5人，组成监察委员会。每年由公民大会选出，普通公民皆可当选。据亚里士多德说，“常常有很穷乏的人当选了这个职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８７页。一年期满后即向继任者报告和移交工作。一般不会再次当选。5人中有一人为首席监察官，他的名字即为国家年号。其中二人专门负责监督国王，战时随国王出征。他们集体表决各种决议，然后分头执行。公元前5世纪起，他们获得了十分广泛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有权向长老会议控诉国王，甚至有权监禁国王。他们每隔8年观察一次天象，当发现异常征兆时，即可废黜国王。他们还有权审查公职人员，撤换违法官吏，负责公民的教育、训练和财产分配，管理公民的生活，监督社会风尚。审理一切民事案件。组织杀戮希洛人，也有权不经审判处死皮里阿西人。参见色诺芬：《拉西第孟人的政制》，第7章，第4节。不过他们必须对公民大会负责，重大事务需提交公民大会决定。由于监察官的身份和产生方式更有平民性，他们权力的增长可以看作平民权力增长的表现。他们权势增长并不是侵犯了公民大会的权力，而是侵犯了原属国王和长老们的权力。故柏拉图称其为遏制政府的“马勒”，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民主因素”。参见柏拉图：《法律篇》（Ｌａｗｓ），罗依卜古典丛书，691 D8-692 A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８８、２０１—２０２页。
４.王(Kings)斯巴达有两个王，分别来自两个家族，职位世袭，具有同等权力和地位。两王并存的制度可能是早期两个部落联合的结果，其中每一部落都保留了自己的首领。当其它城邦王政纷纷衰落，国王被执政官所取代的时候，保守的斯巴达仍保留了国王的职位。但他们的权力是有限的。平时为国家军队和宗教领袖，战时率军出征，为军队全权统帅，对公民有生杀予夺大权。原来两人共同率军出征，因在公元前6世纪末与雅典的一次战争中，两个国王发生分歧，导致军队分裂。故斯巴达制定法律，当派遣一支军队出征时，只能由一个国王率领，另一位留守国内。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５４页。但在监察官权力扩大后，要受随军监察官的监督。实际上，率军作战是国王的主要职责，以至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终生将军”。平时国王主持祭仪，审理有关家庭法案件。他们是长老会议的当然成员，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他们在长老会议的影响超过其他同事。国王拥有大片肥沃土地，定期得到公民献纳的礼物。生前享有特权，不受人民侵犯，死后仍受到人民的崇拜。
四、军营式的国家和社会生活
斯巴达人的独特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支柱。据说来库古相信，通过他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那些促进国家繁荣和美德的基本原则已经注入公民习惯和训练，它们会确定不移地存留下去。
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服务于一个目的，即培养合格的、能够献身国家的公民和军人。由于斯巴达公民都是职业军人，所以，他们把军人的美德诸如团结、服从、尚武、吃苦、禁欲、牺牲精神，贯彻到公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和贸易活动，他们依靠希洛人的贡赋生活，相互间保持大体平等的朴素的生活水平，不准以任何手段追求财富。为了防止出现贫富不均和奢侈、贿赂等现象，他们取消了金银货币而代之以笨重的铁块。据说十明那价值的铁币就需要一间大储藏室贮存，两头牛来运输。这样一来，外国奢侈品就不再运入，修辞学教师、占卜者、妓女、金匠、银匠都不见了，富人财富没有用场，没有比穷人优越之处。他们还取消了制造非实用性产品的工艺，把工艺用于制造耐久而实用的物品上。比如他们制造一种行军用的杯子，杯子颜色掩盖了士兵们常常被迫要喝的那种观之令人不快的饮水的颜色，杯的弧形嘴则拦阻了沉淀的泥浆，使之留在杯中，只让较为干净的部分进入饮者口中。此外,他们还采取了一种“公餐”(Phiditia)制度。15人为一组，每个餐友捐出等量的食物和钱，大家在一起用餐。就连国王也不例外。这样便使财富不再成为引人产生欲望的对象。谁若不能与大伙同吃同喝，别人就会仔细盯着他骂他是个孱头，指责他太俗气，忍受不了共同的饮食。以此来抑制享受的不平等和培养集体主义合作精神。据普鲁塔克说，这个公共食堂制度激怒了富有公民,曾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公餐制度也是使公民融入集体的一种有效手段。一个公民要参加某一公餐团体,须由该团体投票决定是否接受。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便难以被接纳，而不能加入公餐团体的人便等于被社会摈弃的人。
在斯巴达,国家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教育和私生活。斯巴达人虽享有统治者的殊荣，但他们本人属于国家所有，是国家的工具．他们必须学会为国牺牲，成为国家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抛弃一切私人的利益、感情、志趣和享乐,终生过着严酷的军营生活。
斯巴达的儿童属于国家。婴儿出生后，先由长老进行检查，体格健壮者留下抚养，体弱者则弃之山野。自7岁起即离开家庭，由政府负责教育训练。儿童早期教育要训练他们能够忍受痛苦、贫困，这一阶段注重发展他们平等的情感、友爱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被迫忍受缺衣少食的痛苦，学会抢夺、追捕，甚至偷窃。常遭鞭打和其它残酷惩罚，做苦工等，以锻炼其韧性、毅力。从18岁起，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经常伏击奴隶，作为战争演习。到20岁，青年要向国家宣誓，开始服兵役，直到60岁。整个教育很少学习读和写，音乐和文学也作为道德教育的工具。
斯巴达人到30岁的时候必须结婚，结婚被看作取得完全公民权的开始。结婚和生育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公共事务，具有政治意义。其目的是为国家生育新一代公民。妇女自然就成了生育健壮军人的工具。她们在婚前必须参加与男子同样的体育锻炼，为生育作准备。只有身体和情绪合格者，国家才允许结婚。结婚后，男子仍留在军营，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只有晚上以逃避的方式与妻子秘密幽会。为了给国家生育优良的后代，一个年老体衰的男子允许其他男子分享自己妻子的做法会受到褒扬。
五、斯巴达政治制度的成功与失败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在实现公民内部统一和培养优秀军人方面，确实获得了巨大成功。它消灭了使其它城邦动荡不宁的党争，减少了内耗，实现了几百年的政治稳定，培养出了希腊世界最精锐的陆军。在公元前5世纪前半叶的希波战争中，它是希腊联军的统帅和陆军主力。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它挫败了雅典联军，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使斯巴达的权势和影响达到极盛，甚至赢得了雅典一些学者对它的制度的欣赏，如柏拉图、色诺芬等人。后世对它大加赞美者更不乏其人。有关斯巴达的历史记载不见得准确，有的带有明显传奇色彩(如普鲁塔克的记述)，但斯巴达神话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灵感的源泉。它使斯巴达成为西方政治史上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禁欲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原型，是西方政治传统中推崇强权、扼杀个性和个人自由，崇拜和神化国家这股浊流的重要源头。斯巴达的成就是以牺牲个人生活乐趣、个性自由发展及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为代价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这种制度以战争和克敌制胜为整个政治体系的目的，“遗弃了人类较美善的生活”，对它的赞扬是一种“鄙俗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３９０—３９１页。虽然它曾经获得强大的权势，但对希腊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却很少积极贡献。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勇武的士兵 ，但却没有培养出一个值得称道的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希腊世界充满活力、富于教养、个性得到发展的优雅生活与它无缘，希腊人在哲学思考、科学发现和艺术创造方面的辉煌成就与它无关。可以说，它以武力维护了一个不值得维护的国家制度和一种不可取的生活方式。它的成功恰巧巩固了它的失败。斯巴达政治体制以一系列社会条件为基础。正当其权势达到顶峰时,其社会基础也开始遭到破坏。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以一定数量的公民为支柱。斯巴达公民最多时近万人。在公元前464年发生的大地震和随后爆发的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中，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公民大量死亡，每次战争都是一次大出血。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军队与底比斯军队作战时惨败，使斯巴达公民减少到９００人。公元前４００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份地转让，从此开始了土地集中过程。“平等者”之间的平等不复存在了。丧失份地者和交不起公餐费者就失去了公民权。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拥有份地的公民减少到1500人，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只剩1000人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阿基斯改革前，斯巴达的旧家族为数不过七百，其中占有份地者大概百户左右。普鲁塔克：《阿基斯传》(Agis),第6章，第５节。斯巴达的制度违背人的本性，靠人为的力量来维护。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它一贯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尽量避免斯巴达人与外界接触，以免受其影响。据说来库古法律禁止斯巴达人出境在异邦生活过久，以免受外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的“污染”。也禁止外邦人无故入境，防止他们成为“恶习的教师”。然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人不得不长期在国外作战。战争结束后，斯巴达确立了对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更需要与外界频繁来往。与外界的接触改变了斯巴达人的思想观念，他们从国外带回了财富和奢侈品，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事实证明，几百年的禁欲主义生活传统也并没有根除斯巴达人贪欲的本性，对财富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很快泛滥起来。它加剧了斯巴达人的贫富分化，破坏了传统制度赖以维系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来库古立法时代创立的一整套制度已徒具躯壳，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和内在精神。它的实际运行方式也变得越来越败坏，谋私、受贿、违法、擅权的事件屡屡发生，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完全衰败了。
公元前２４５年至前２４１年，国王阿基斯领导了一场改革运动，力图挽回颓势。他提出取消债务，平分土地和恢复古老社会风习等改革措施，想重温来库古的旧梦。然而这场改革终于由贵族的激烈反抗而失败了。此后，相继发动的两次内容相似的改革也都遭到了失败，斯巴达无法挽回地衰败下去了，直到并入罗马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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