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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邦公民文化的衰败
斯巴达和雅典的衰落不过是希腊城邦制度衰落的缩影。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除个别城邦外，整个希腊世界的城邦制度都开始走下坡路，公民文化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了。
城邦衰落的原因和表现是相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历时27年，战火遍及希腊各城邦，它给城邦制度造成了深刻的难以愈合的创伤。 动摇了城邦制度的基础。 斯巴达与雅典的争霸在许多城邦中表现为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党争。斯巴达支持寡头政治， 雅典扶持民主政治，使党争在各城邦中普遍激化，“一个城邦接一个城邦， 爆发了革命。 ”这些“革命”（即推翻现政权的党派斗争）往往采用残酷的手段。修昔底德说：“这些革命的结果，在整个希腊世界中， 品性普遍地堕落了。”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39页。战争也造成了经济的破坏、公民人数的减少和奴隶的逃亡。到战争结束时，大多数城邦已经疲敝不堪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开始了普遍的土地、 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过程。它造成了公民内部的剧烈分化，小生产者大批破产。 在一些城邦中，贫富分化造成公民人数锐减。在另一些城邦中， 由于公民身份与土地分离，改变了公民的成份和素质。 作为城邦政治支柱的公民集团开始垮掉了。
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技术的发展从另一方面冲击了城邦制度。 城邦政治的本质在于每个公民对共同体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参与。 在城邦制度繁荣时代，城邦生活相对比较简单，公民们具有多种兴趣和能力， 同时担任多种公与私的角色。他是劳动者、土地所有者、学者、演说家、军人、法官、行政官员、公民大会或议事会成员等，一身而多任。 但随着政治管理与军事技术向专业化和复杂化发展， 职业的政治家和军人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普通公民越来越关注私人事务， 对政治的热情减退了。公民兵制度也让位给了雇佣兵制度。 雇佣兵制度使将领和军队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军人只知长官，为薪俸而征战， 不问战争的目第一编古代希腊第五章希腊化时代的新观念的。他们往往成为将领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 而普通公民则失去了控制将领的力量。各城邦中有大量破产的流民和流氓无产者，为雇佣兵提供了兵源。公元前5世纪末，有一万多希腊人充当波斯的雇佣兵， 参加波斯内战。 希腊晚期一些城邦中出现的僭主政治就是以雇佣兵为支柱的。雇佣兵制度的产生，对城邦的民主制构成了极大威胁。
不过，以上这些人们常谈到的原因只是表面现象，城邦的衰落实际是城邦文化本身的衰落。城邦文化属于精英(公民)文化而非大众文化，城邦公民集团的狭隘性使它生命力比较脆弱，难有长久的生命，经不起严重的危机。一旦精英集团垮掉，无力主导社会发展的潮流，甚至被下层社会所吸收、溶解和吞噬，这种文化的末日就到了。公民内部的平等关系，公民个人与整体间的某种平衡，在其健康发展的时代，是城邦繁盛的源泉。然而这种平等关系很容易发展到极端，个人与整体间的平衡非常脆弱微妙，很容易被打破，其结果是个人的膨胀和集体主义的丧失。城邦后期的无原则的党争就说明了这一点。总的说，希腊城邦在其内部不断积累着个人主义和无序的因子，它最终导致城邦整体的瓦解和衰颓，公民文化的衰亡。
文化的衰亡是中国人比较陌生的。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危机，王朝的危机，没有来自内部的文化危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的突出表现。近代的文化危机来自外部的竞争和挑战，不是传统文化本身的衰败。而在西方，希腊的城邦文化彻底地衰落了，在原有的基础上难有再生的可能。后来罗马文化又重演了这个衰落过程。所以，文化的繁荣曾使西方人自豪，然而文化衰亡的梦魇也不时涌现在西方人的心头。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反映的情绪不是偶然的，希腊罗马文化的衰亡在西方人心理上有深刻的影响。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虽没有过那样辉煌的闪耀，但它却似乎是一颗不落的长明星。
在城邦制度走向衰落的时候， 长期孤立于希腊世界之外的北部马其顿城邦逐渐强大起来。马其顿地处希腊世界边陲，国家形成较晚。 当其它希腊城邦衰落之际，它正处于上升的时期。 公元前5世纪末和4世纪，马其顿的社会制度还保留着荷马时代的痕迹。 国王的权力受各部落贵族的箝制，这些贵族称为“王之战友”（Ｈetairoi）。小农是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 到腓力二世（公元前３５９～前３3６年）统治时期，实行一系列改革，削弱贵族的势力，加强王权， 并实行军事改革和币制改革，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
当时，希腊各城邦频繁进行战争，城邦内部为贫困、党争、骚乱、 政变所困扰，处于经济危机、民气不振和无政府主义状态。 腓力利用这个机会向南扩张。公元前３３８年，马其顿打败了希腊联军。 希腊各城邦从此沦于马其顿的控制之下，失去了独立的主权。公元前３３４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帝国。 在这包括众多地区和民族的庞大帝国里边， 希腊各城邦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每个城邦只是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是在它支配之下具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一个地方政权。城邦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希腊化国家的专制独裁
由亚历山大东侵建立起来的帝国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 随着亚历山大去逝（公元前３２３年），它即分崩离析。公元前３０１年后， 在亚历山大帝国的废墟上形成了三个王国， 即以埃及为中心的托勒密王国， 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国和以马其顿本土为中心的马其顿王国。史称希腊化国家。
希腊化国家都是地域广阔的专制国家， 它们的政治制度具有古典希腊与东方政治制度结合的特征。 其中建立在埃及和西亚的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东方的色彩更浓些， 它们分别沿袭了古代埃及和波斯的旧制。在马其顿王国，希腊的成份占主导地位， 但也受到了东方专制帝国的影响。
在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希腊与东方政治文化的结合就已开始。 亚历山大在埃及成为法老的合法继承人，在占领波斯后， 成为波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他在波斯的统治仍袭用原有的政治组织形式， 各州的划分仍然保留，甚至官吏也原封未动。 亚历山大还模仿东方专制君主的威仪，采用东方宫廷礼节， 原来国王的战友失去了自由和平等地位，变成了大帝的臣仆。这曾使酷爱自由的马其顿人深感到耻辱。
希腊化各国都属于个人专制的国家。国王是最高统治者， 总揽全国政治、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独断专行，其意志就是法律。 国王往往以神自居，利用宗教来神化自己的权力。 以“王权神授”理论为提高自己的权威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服务。为了统治地域广阔的国家， 希腊化各国都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由国王直接控制。 但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三个王国又有一些差异。
在埃及领土上的托勒密王国， 国王把他所统治的国家视为自己的世袭领地，他就是这块领地的全权主人。国王是整个国家的人格化， 对臣民的财产、生命可以任意处置。 托勒密王国的最高长官是财务大臣，权力相当于宰相。 地方机构因袭古埃及旧制，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州，每州设一将军。起初， 将军仅有政治、军事权力，到公元前3世纪已经掌握了行政和司法权，为一州之长。一州分为若干个县，一县分为若干个村， 各级官吏都由中央任命，被视为国王的私人仆役。官吏分为若干品级， 最高品级是“王亲国戚”，其次是王的“知己”，再以下是王的“朋友”， 如此等等。官吏们必须绝对遵从国王的命令。
塞琉古王国因袭波斯帝国的旧制。由于它国土辽阔，成份复杂， 所以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及托勒密王国。在王室领地内，国王的权力、 地位以及官僚组织、财政和军事系统的组织与托勒密王国相似。 但它境内有一些享有自治权的城市。还有一些完整的部族， 他们仅仅名义上承认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事实上完全独立，由自己部落的酋长管辖。
马其顿王国是王国与城邦共和国的混合体。 马其顿国王名义上是希腊各城邦的最高主宰，他派驻官吏监督各城邦事务， 在许多城邦驻扎军队。操纵和控制城邦内部事务。 但是希腊各城邦仍享有较大自治权。只要他们不反抗马其顿的统治，承认马其顿国王的权力， 他们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处理内部事务以及与其他城邦的关系。 原有政治法律制度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作为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 仍存在着有限的民主、自由，但由于城邦自身的衰落和最高主权的丧失， 昔日健康向上、生气勃勃的城邦政治生活的内在精神已不复存在了。
公元前2世纪，罗马势力扩张到地中海东部， 当时各希腊化国家已经衰落。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公元前３０年， 各希腊城邦和希腊化国家相继为罗马所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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