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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由徐大同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政治文化与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该项目重点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传统的比较，考虑到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较为薄弱，所以由我负责对其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作为中西比较研究的铺垫。
对于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系统描述和分析，好比在我们面前竖起一面镜子，其主要目的还在于返观我们自己，即借他人以浇自己胸中块垒。我们的先人早已认识到以古为镜的意义，但直到一百年前，才发现以“西”为镜的价值。正是有了这面镜子，我们才对自己有了许多新的认识。然而至今这面镜子仍不是很清晰的。
近几十年来，由于学术界过分强调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使这面镜子愈加模糊了。加上出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而对西方政治文化片面的认识甚至有意地曲解，几乎使这面镜子成为哈哈镜了。在哈哈镜里，映现出的是被扭曲了的自我。当我们陶醉于注释学的成功和贬损他人而颟顸自得之时，却在自我戕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可以视为作者擦拭“古”(西方的)与“西”这两面镜子的一点尝试。
正确认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在今天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新航路开辟后的几百年间，西方文化已漫漶浸润透入世界各民族文化之中。当初大西洋岸边掀起的飓风，如今已将全世界卷入它的漩涡。当INTERNET即将把世界变成一个真正“地球村”的时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比以往更为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正无处逃避，无可选择。但我们还不知道，西方文化带给人类的是福是祸?我们被裹进的这个发展过程，是否通向光明的未来?西方人曾两度经历过的文化衰落的命运是否会被他们带给未来的人类?在我们瞻望新世纪的时候，不妨先回过头来向历史求教，看能否从中发现西方政治文化的遗传优势和基因缺陷。
这本书凝聚了许多前辈和朋友的心血。在徐大同先生主持召开的两次课题组讨论会上，徐先生和课题组成员高建、吴春华、常士等几位专家都对该课题的构思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意见。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业师徐先生和师兄高建，近十年来，我与他们合作，从事多项国家课题的研究工作，他们对我的偏爱、提携和真诚的帮助，都是令我铭记在心、永志不忘的。在1996年初召开的该课题的成果鉴定会上，吉林大学王惠岩教授、朱日耀教授、南开大学车铭洲教授、人民大学朱一涛教授等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辽宁师大中外政治思想专业的几位研究生暴景升、杨艳茹、洪雅军、夏红和于桂娟都校阅了书稿。外语系许凤才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大连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责任编辑许文彦先生支持学术研究事业，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热心的支持。人民大学国政系的谢海南先生慨然应允我的请求，撰写了书中的第11章，为本书增色不少，也使我能够按时完成任务。该章由我根据全书的体例和风格进行了部分改写。我的挚友天津师大历史系主任侯建新教授和辽宁师大历史系希腊罗马史专家王乃新先生，都牺牲了大量的宝贵时间，细心审阅了部分或全部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减少了书中的错误。这都是令我感激不尽的。
由于本书涉及十分广泛的内容，而本人学识浅薄，在一些本人学力不逮的专门领域受惠于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以谢忱。对于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对于书中不揣浅陋大胆提出的一些个人想法，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教。
丛日云1996年元月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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