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实践者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和副主任谭政，联名签署了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的命令。这一重大举措，对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加强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建国初期，制定我军政治工作条例时，由于受苏军“一长制”的影响，一些同志对政治工作地位作用的认识出现偏差，“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科学概括曾被从草案中删除。在陈毅、罗荣桓和谭政等同志的建议下，毛泽东同志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战斗力量保证”，修改为“生命线”，使之成为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1956年，谭政同志在党的八大作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提出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技术的重要性大大地提高了，但重视技术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政治因素的作用。相反，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决定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现阶段的政治工作，应该正确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他的这个发言，被编入八大文件汇编，印发全军学习，对指导和加强新的历史时期军队政治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谭政同志政治工作领导实践中毕生遵从的最高原则。红军初创时期，谭政同志先后参加了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对“人民军队最重要的经验与最基本的特点是有共产党的领导”，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军队，高度重视和贯彻“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为加强部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换的历史关头，他在《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报告中及时提出，不管红军在新的形势下怎样改变组织形式，必须加强党在组织上、思想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破坏或分裂党的组织和领导的企图，均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他经常亲自给部队讲党课，宣讲党的政策主张，激励官兵听党的话、跟党走。全国解放后，针对一些部队出现的思想、组织涣散的现象，他用很大精力抓了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顿。1953年6月他在中南军区作的《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的报告，至今读来仍感富有新意、深受启迪。
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手中，是谭政同志始终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直强调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选拔使用必须由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确保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抗日战争时期，他撰写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一文，强调无论对待干部、团结干部、培养干部和选拔干部，一律不允许有任何私人路线与狭隘的宗派思想。他在主持和领导各级政治工作尤其是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坚持任人唯贤，搞“五湖四海”，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方面的干部，都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德才标准统一衡量，培养和任用了一大批忠诚党的事业的建军治军骨干。
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是谭政同志留给我们的政治工作宝贵经验。他从建军初期跟随毛泽东同志学做政治工作起，逐步摸索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实践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堪称我军政治工作的大师。
谭政同志注重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1929年11月，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他到部队做调查，通过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把干部战士反映、揭露出的问题逐条归纳整理，写出书面意见，为毛泽东同志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此后几十年，他一直坚持这一优良作风。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每年都要用五六个月的时间深入部队调查研究。1975年重新工作出任中央军委顾问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搞调查研究。
谭政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政治工作实效。他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强调讲实话、办实事。1958年，他到福建沿海视察国防施工时，发现有些部队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片面追求掘进速度，工程质量不好，伤亡事故增多。他专门指示《解放军报》撰写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和《实事求是》等文章，要求部队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尽管这件事后来成为他“反对‘大跃进’”的罪名之一，但这一正确的思想，对保证国防工程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谭政同志善于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勇于开拓创新。他的政治眼光宽阔、敏锐，具有探索和解决发展变化中各种矛盾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才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军政治工作从无到有，前无古人，没有经验，本身就是创新。1943年春，他在参与领导留守兵团整风运动中，为解决军政、军民关系存在的问题，亲自组织起草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逐步发展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的发展壮大，解放战士增多，部队成分变化很大。1947年春，谭政同志带领工作组深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发现和总结了通过启发战士诉苦。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部队战斗力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亲自修改后批转全军，使诉苦成为全军新式整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开始向现代化进军，谭政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官兵文化素质的极端重要性。早在中南军区工作期间，他就积极组织部队开展学文化活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后，又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决策，这在我军建设中是一个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举措。
(三)
谭政同志既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又是政治工作理论和原则的模范实践者。他的正直，正派，在全军是有口皆碑的。在总政工作的老同志曾风趣地说，谭政就是“坦正”，一生坦正。
谭政同志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楷模。他一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克勤克俭，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和平建设时期谭政身居高位，在物质生活待遇上从不提额外要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做好样子。他的住房设施简陋，年久失修，但从未提出过修缮和更新。率团出访到莫斯科，苏方赠送他的照相机、望远镜，回国后都如数交给机关使用。1959年谭政同志参观湖南一工厂，临行时厂领导将一些礼品悄悄放在车上，他发现后坚决退回。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乡亲们送给他一些茶叶、腊肠等土特产，谭政交待秘书照价付费，直到见到收条方才满意。谭政同志不谋私利、两袖清风的高风亮节，深受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爱戴和崇敬。
谭政同志是联系群众。爱护干部的表率。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与部队广大官兵心心相印，几十年如一日，忠实践行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谭政同志经常教育部队，“人民的军队，要有群众的观点”，必须“把人民利益当作最高利益”。他在武汉市解放后兼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期间，急民众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为恢复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问题日夜操劳，至今为武汉人民所称道。谭政同志把干部视作宝贵财富，倍加珍惜爱护。建国初期“三反”，“五反”和部队开展肃反时，他正确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兼任中央军委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期间，他亲自处理了许多假案，错案，平反了多起重大冤案。谭政同志经常讲，“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即使对犯过错误的干部，也总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满腔热情地教育和帮助，从不主张随意处分干部。谭政同志爱民、爱兵感情至深，对干部知人善任、雍容大度，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
谭政同志是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模范。参加革命以后，他有很长时间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毛泽东同志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的好学精神深深影响着谭政的一生。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善于抓住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在马背上、油灯下、窑洞里，勤奋学习，刻苦著述，撰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等一系列政治工作理论文章和文件报告，其内容涵盖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潜心学习，笔耕不辍，亲自起草文件，撰写发言，被誉为“用笔战斗的大将军”。谭政同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政治工作论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财富。最近面世的《谭政军事文选》，收录了他的主要文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谭政同志是军队政治工作者的楷模，我们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景仰和怀念。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我们要以谭政同志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伟大实践，把老一辈革命家创立和培育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进一步弘扬光大，努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加有力、更加扎实、更加富有成效地推进思想政治建设，忠实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6月13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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