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壮丽的史诗 不朽的丰碑

作者:军事科学院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救国救民,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难万险,胜利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用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在中国革命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天,我们纪念长征,缅怀先辈创造的英雄业绩,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对于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肩负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创造的人间奇迹。长征以其磅礴的气势和特有的伟力,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长征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坚定了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国难当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企图集中全力“剿灭”红军。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标志长征正式开始。此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也先后撤出了鄂豫皖、川陕和湘鄂川黔苏区,踏上了求生存图发展的征程。经过两年的殊死搏杀,以敌人的失败和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中国人民。它犹如黑夜中燃起的熊熊火炬,照亮了中华大地,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光明,从而把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足以长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自信心。
  长征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新篇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长征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者逐渐排挤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严重失利,使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蒋介石早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张网以待的客观形势,仍然坚持红一方面军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红军应改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获得中央多数人的同意,才避免了惨剧的发生。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历史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
  长征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锻炼了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万里长征,艰苦卓绝。“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经过长征的战斗洗礼,各路红军主力由长征之初的20.6万人减少至长征结束时的5.7万人,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余人,人员损失越过2/3,但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经过长征考验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是革命事业赖以成功的中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不仅如此,长征的胜利还使红军主力结束了长期各自为战的局面,真正实现了集中统一指挥,巩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促进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将领对毛泽东思想真理性的认识,开始确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全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这些都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筑下了稳固的基石。
  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为党肩负起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1935年的华北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从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率先举起了抗日的大旗,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把自己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决心昭示于天下,并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使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震古烁今的伟大精神
  
  伟大的长征锻造出来的长征精神,不仅铸就了红军历史的辉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在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年近花甲的老同志,有稚气未脱的红小鬼,还有柔弱的女战士。关山重重,征途漫漫。就是这样一支看似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却敢于同天斗、同地斗、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斗,像一股势不可挡的铁流,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是什么力量在激励和支撑着他们?是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热切追求和革命事业必然成功的坚定信念。正是在这一坚定理想信念的鼓舞下,红军战士尽管不知道长征的落脚点在哪里,战略转移何时才能结束,但他们深信:“只要跟党走,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的红旗一定能到达”。共同的理想信念使红军将士自觉地把个人的小我融入革命的大我,为了革命的大我而甘愿牺牲个人的小我。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喋血遵义城,红25军政委吴焕先血洒四坡村,红34师师长陈树湘负伤后誓死不当俘虏,从伤口处掏腹断肠。长征中,仅江西省兴国县就牺牲12038人,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个兴国人牺牲。“创业艰难百战多”,但“革命理想高于天”。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用理想写成的生命赞歌;迢迢万里长征路,就是一条用信念编织而成的地球上最绚丽的红飘带。正是理想信念所产生的不竭动力,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路上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托起了民族复兴的曙光!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牺牲一切的精神。长征中,红军无后方依托,国民党军又一路追杀,可谓步步关生死,处处是险境。然而,红军将士为了“拯救天下黎民于水火”,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他们的神圣归宿和最大光荣。正由于他们具有“献身甘为万矢”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因而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湘江战役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抢渡过江,红34师等部在湘江东岸同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大部壮烈牺牲,为革命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为了开辟前进的道路,红军将士以狭路相逢勇者胜、事到万难须放胆的精神,四渡赤水河,回旋乌蒙山,血战独树镇、庾家河,激战土门、包座,抢渡惊涛骇浪的大渡河,飞夺奇绝惊险的泸定桥,先后进行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120余次,使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一次次变成泡影。据老红军回忆,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为艰苦的历程,几乎每前进一步都有人倒下。引导后续部队前行的路标不是别的,正是一具具烈士的遗体。然而,红军将士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皮带充饥,坦然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毅然经受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磨砺,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长征既是一次救亡图存的远征,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出发,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他们拒绝并压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从而也就完全丧失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遵义会议冲破了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从而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发展的新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思想路线,围绕“红军到哪里去”和“仗怎么打”这两个根本问题,在战略方针、战略战术、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和体制编制等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使之完全符合于无后方依托的作战特点和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从而实现了“完全的主动作战”。正由于贯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有了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的英明决策,红军才由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党中央才不断调整转移的战略方向,最终决定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使红军的战略退却变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长征的胜利,是贯彻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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