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细说秦汉》六九、太学的“学潮”


  如果追溯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是可以早到汉代的。

  前面已经说过,自从公孙弘建议创建太学之后,这种国家官学作为高级干部培养的基地,规模越来越大。东汉中晚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在民生多艰,朝政昏乱的形势下,太学生议政成为风气。

  太学生中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户阶层,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以尚未跻身于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黑暗政治的危害,也有比较直接的感受。

  汉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思想震动,认识到东汉王朝已经面临崩溃的严重危机。他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其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也对他们的观念倾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

  太学生们试图通过清议影响现实政治,反对导致黑暗政治的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陷于严重政治危机的东汉王朝。

  在宦官外戚的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在通常情况下,真正的“名士”入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读书人入仕道路的狭窄,和他们关心天下事的热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汉桓帝以后,察举体制更为腐败,察举多不当其才德,于是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士大夫阶层中,也多有趋炎附势,逐利忘义者。这些人丑恶的政治表现,助长了黑暗政治的威势。于是太学清议在攻击腐败朝政的同时,注重赞美敢于对抗权贵罪恶的士人。

  名臣朱穆起先为梁冀所辟用。梁冀骄暴不饺,朝野多有怨愤之声,朱穆曾经以故吏的身份切谏,期望他避免衅积招祸。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举劾权贵,惩处贪污的郡县长官,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郡治在今河北冀具),曾经僭用天子葬具,朱穆决心严肃调查,于是发墓剖棺,陈尸出之,下令将其家属法办。后来朱穆因此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皇宫门前请愿,申明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指责宦官不仅在中朝以非法手段把持国家权力,而且父兄子弟分布地方,如虎狼一般残害小民,赞扬朱穆亢然不顾个人危难,“张理天网”的勇气,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

  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一向痛恨宦官,不与之交往的议郎皇甫规,因为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随同若干高级官僚一起来到皇宫门前陈诉,又使皇甫规得到赦免。

  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后汉书》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的情形,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

  太学生以其活动的正义性受到黑暗势力的敌视。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因皇宫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主持清杳的段颍四出逐捕,入狱的太学生竟然超过一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