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  魏孝文帝改革旧俗


  冯太皇太后去世时,孝文帝年二十四岁,他那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做到第二十年了。太后生前,不仅亲自决定一切,有时甚至还虐待皇帝。一次,她脾气发作,大冷天把皇帝关在空屋子里,三天不给饭吃。她还打算把他废掉,改立咸阳王拓跋禧(孝文帝弟)做皇帝,后因东阳王拓跋丕(宗室中辈分最长之人),大臣穆泰、李冲等人的力谏才作罢。然而,孝文帝对祖母并不怨恨,只是非常感激拓跋丕等。

  历史上,母后掌权时用的人,幼君长大后会将其全部除掉,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魏孝文帝并不这样,例如李冲,他跟他的祖母有极亲密的关系,孝文帝却丝毫不以为意,仍视其为股肱之臣,“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君臣之间,情义莫二。”(《魏书·李冲传》)这种情形,历史上好像没有近似的例子。

  魏孝文帝对祖母的孝顺是出于衷心,太后死后,他水浆不人口达五天之久。他以改革旧俗、实行汉化著名,这其实与他秉承祖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群臣见他在大丧中哀毁过甚,劝他节哀。他的答辞中有几句极可注意。他说:“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肤今仰察圣训,庶习古道……”由此可见,孝文帝认为在冯太后以前,魏的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冯太后才开始振兴文教,他本人受到太后的教导,才懂得“古道”。所谓“古道”,即治国必须依照汉魏的规制。他的这段话,已是在无意中宣布,要把冯太后开始的改革进行下去。

  孝文帝在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就去世了,他亲政的时间只有九年,然而取得的成就却是可观的,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也是艰巨的。

  孝文帝非常希望能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太和十七年(493年),机会来了。南朝齐的雍州刺史王奂因故被杀,他的儿子王肃逃奔北朝,孝文帝在邺接见他时,谈得非常投机。王肃谈萧氏有可乘之机,劝孝文帝南征;也谈治国之道和南朝的典章制度。两人越谈越有劲,坐得也越来越近,丝毫不感到疲倦。从此以后,孝文帝对王肃的器重礼遇,丝毫不逊于亲贵重臣,有时谈话还命左右回避。孝文帝把他比拟为春秋时的伍员,君臣之间也自比为刘备与孔明。

  在这里,有必要把王肃其人作一点介绍。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投魏时三十岁。他在南齐做过秘书丞,并不以才学著称。他的父亲王奂没有多少学问,只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才干,能办事;二是信佛。既然如此,那么王肃为什么能够成为“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的人物?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认为“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政国故,著名当时”,王俭卒于王肃北奔前四年,“是肃必经受其宗贤(笔者按:王俭也是琅邪临沂人,与王肃都是王导的后裔)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本段引文均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篇《礼仪》)。

  王肃并不是第一个把南朝制度输入北方的人。在他之前,魏文成帝和平六年(465年),宋文帝子刘昶因被诬谋反投魏。献文帝皇兴三年,魏军破宋青州东阳,博昌人蒋少游被俘入魏。太和初年改革朝仪,两人奉命专主其事。李冲等定衣冠制度,向两人咨询,两人的意见常有出入。王俭有礼学专著,王肃因而能掌握“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把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引文出处同上段)。

  王肃能起如此之大的作用,无怪要受孝文帝的高度重用,封汝阳县开国子,任豫州刺史。孝文帝去世时,遗诏任他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孝文帝弟,从太和二十年起,改拓跋为元)等同为宰辅。但是有些贵族,如任城王元澄见他的地位如此之高,看不大惯,一度诬他谋反。王肃本人则小心谨慎,才得无事。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他在寿春任扬州刺史时去世,年仅三十八岁。

  现在该回过头来讲孝文帝的改革了。王肃投魏之年,就是孝文帝决策迁都洛阳的同一年。这年五月(即在接见王肃以前五个月),他打算以伐齐为名,行南迁之实,命太常卿占了一卦,因卦象的意义,引起了不同的看法。群臣都不敢说话,只有任城王拓跋澄(这时还没有改姓)敢表示异议。他是孝文帝的堂叔(太武帝的太子晃的儿子云封任城王,澄是云的儿子),身为长辈,素有才学,为宗室领袖,自然较少顾虑。孝文帝听了,板起面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这样讲,难道是想破坏我的大局!”任城王并不退缩,说:“社稷虽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么能不讲!”孝文帝寻思了半晌,才说:“各言其志,也没有关系。”

  回宫之后,他召任城王进宫,向他解释,道:“刚才怕群臣多有异议,所以话才说得重了一点,叔父想必能够谅解。”然后屏退左右,与任城王密谈,说:“伐齐的确不容易。但是国家崛起北方,迁居平城,这是用武之地,不可文治。现在要移风易俗,十分困难。联想借南征之名,移居中原。叔父以为如何?”任城王恍然大悟,高兴地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孝文帝又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孝文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君臣两人就此作出了决定。

  七月,北魏公开宣布:准备伐齐。八月,孝文帝率大军从平城出发;九月,渡河到洛阳。孝文帝先到旧时的太学,参观《石经》。过了几天,命先头部队继续进军。次日,孝文帝全身戎装,上马出发。群臣在马前下拜,像是有什么请求的模样。孝文帝先开口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即将前进,诸公还有什么话要说?”尚书李冲等说:“这次大举,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要这么办。臣等不知道陛下固执己见,究竟要做些什么?臣等无话可说,只是不辞万死,请陛下止步!”孝文帝大怒道:“我正要经营四方,统一天下,而卿等儒生,疑虑丛生,使军国大计,屡受阻挠,如再敢多言,斧钺之诛,决不轻饶!”说完,一拎马缰,准备马上出发。几个宗室大臣见状,都哭哭啼啼上前劝谏,孝文帝才借此落篷,宣布:“如果不伐南朝,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其中一位便应声道:“如果陛下放弃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再好也没有了。”于是群臣都高呼万岁。当时,许多旧人都不愿南迁,但更怕南征;既已南行至此,只得赞成,不敢再生异议。

  这是史书告诉我们的场面。但是笔者怀疑这是一出预先排好的戏。李冲和个别宗室是预定的角色。大众欢呼万岁,用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运动群众取得的效果。我总以为这一幕大有做作的味道。

  迁都定下来了。孝文帝自己巡行各地,在邺接见王肃就是巡行中的事情。任城王奉命回到平城,向留守官吏宣布迁都的决定。他征引古今史事,说服众人,人心逐渐安定下来,然而思想感情上不愿南迁的仍属多数。第二年即太和十八年(494年)三月,孝文帝回到平城,让群臣发表对迁都的看法,有人便假借没有马不能打仗,河南不出马,所以不宜迁都这一类不赞成迁都的理由。有人提不出别的理由,只说世世代代一向住在平城,住惯了,所以不宜迁都。这些都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经过孝文帝的批驳,大家也就不敢再说了。

  孝文帝的作为也有不够适当之处。这年冬天,他回洛阳后,知道南齐宣城王萧鸾(明帝)废海陵王自立,决定大举攻齐。在迁都之初,人心还没有安定的时候就发动战争,显然是很不明智的。任城王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说:“现在刚从平城迁来的百姓,都有留恋本土的心思。他们扶老携幼,来到洛阳,住房粮食,都没有安排好。而且冬天即将过去(按他说这话的时间在十二月初),春耕在即,大家正忙于造房子,又要预备耕种,而这时要他们披甲执兵去打仗,实在很不妥当。”他见司空穆亮带头赞成南征,公卿争相附和的状况,很是生气。他批评穆亮道:“公等在外面看到发放甲胄武器,都很担忧,平时议论,都不愿南征,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就换一种说法。万一出了乱子,都是公等造成的。”任城王的话虽有道理,但孝文帝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去。

  太和十九年(495年),魏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义阳(今河南信阳)、寿阳,又攻赭阳(今河南方城)、南郑,但都没有打下来。老臣高闾、鲜卑贵族尚书令陆叡都劝孝文帝收兵回洛阳。陆叡是不愿南迁的,不久以后,还与穆泰等在平城起兵作乱,失败而死。但这次主张撤兵,他提出的两点理由是对的,一是兵士疲劳,天时转热后,必多疾病;二是洛阳城中,官署办公的地方尚付阙如,民夫苦于大兴土木,百官起居仿佛在行旅之中。他讲的当是实况。孝文帝为形势所迫,只能听他们的话,停战撤兵。这次行动毫无收获,反而会助长反对南迁、反对改革旧俗的保守派的气焰。

  孝文帝是要把改革旧俗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太和十八年十二月,他宣布士民禁止胡服。十九年六月又下诏:在朝廷上不得讲鲜卑语,违者免官。

  这两道禁令引起很大的反感,群臣的态度,绝大部分是“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下禁止在朝廷上讲鲜卑语的诏书前,孝文帝和群臣有过一次对话。孝文帝的目的是希望群臣支持改革旧俗。他先问:“卿等是希望朕远追商、周还是只希望连汉、晋都不如呢?”大家毫不思索地答道:“臣等愿陛下超越前代君王。”孝文帝顺着口风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变风易俗,还是应该因循守旧呢?”群臣听出皇上的用意了,他们不肯作出正面的回答,模棱两可地道:“愿陛下圣政日新。”为什么这是两可之辞呢?因为他们用的是《礼记·大学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话,没有对是否赞成废除鲜卑旧俗表示态度。孝文帝再问:“那么只为朕一身,还是要传给子孙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他们一致道:“愿百世相传。”孝文帝说:“既然如此,那么必须改革,卿等不得违拗。”群臣又顺从地答道:“上令下从,谁敢违拗!”对话进行到此,孝文帝已经把群臣逼到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的地步,他才把当天的主题亮将出来,说:“孔夫子说得好:‘名不正,言利顺,则礼乐不可兴’。现在决定禁绝北语,一律改说中原正音。年在三十以上的,一时也许难改。三十以下,现在朝廷的人,语音不得照旧。如有故意违背的,要分别降、黜。大家要切实遵行。朕作此决定,王公以为然否?”当时在场的人,恐怕不以为然的居多,但是口里都说:“实如圣旨。”孝文帝明知许多人口是心非,便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朕曾和李冲谈过这件事。李冲说:‘四方之人,口音不同,不知道谁的好。我看皇帝说了什么话,便作为正音好了。’李冲说这话,其罪当死!”他又在杀鸡给猴子看,对李冲说:“卿负社稷,该使御史把你拉出去!”李冲连忙取下帽子,顿首谢罪。孝文帝又责备御史道:“昨天望见女人仍旧穿夹领小袖子的衣服,卿等为什么不遵守上次的诏书!”御史们吓得一个个都顿首谢罪。最后,孝文帝郑重地说:“朕的话如果不对,卿等该当面提出,怎么可以入则顺旨,退则不从呢?”

  在这一年里,孝文帝还推行了其他几项措施。

  其一,有位亲王病故,他的妃子先已去世,葬在北都。有关方面请示:亲王该葬在哪里。孝文帝指示:“迁洛的代人,死后都葬在邙山(在洛阳的北面)。凡丈夫已葬在代郡的,妻子死后可以回葬北方;丈夫在洛阳去世的,不得还北方就妻。”他随即下诏:“迁洛的百姓,死后葬在洛阳,不得回北。”于是迁洛的代人,其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其二,在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东、西、南、北四门小学,训教贵族子弟)。

  其三,魏以前不用钱,本年铸太和五株钱,命公私使用。

  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又宣布实行一项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措施:改变鲜卑人的姓氏。他宣称:“北人把土叫做拓,把后(君主)叫做跋。魏是黄帝的后裔,以土德为王,所以叫做拓跋氏。土为万物之元,所以改姓元氏。”其余鲜卑人的姓氏,如拔拔氏改长孙氏,达奚氏改奚氏,乙旃氏改叔孙氏,丘穆陵氏改穆氏,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贺楼氏改楼氏,勿扭于氏改于氏,尉迟氏改尉氏等等。前文所提到的如长孙嵩、叔孙建、于栗磾、陆丽、陆叡等,从魏收《魏书》起,已经从简用改过的姓。这是应当说明的。

  魏晋重视门阀,使少数大姓势族有特殊的社会地位。这本来不是什么好事情,孝文帝羡慕华风,连这件事也要学。北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首领,要限制汉人大族特权并不很难,以前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无法实现,但孝文帝却是以鲜卑族皇帝的身份来办理这件事情。他把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奚(或作秘)、尉定为八姓,即鲜卑的高门,与汉人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以及赵郡李氏处于同等地位。他还命六个兄弟中的五个分别与李、郑、卢等汉族高门通婚,只有一个与穆氏结亲。北魏皇族早已与汉人通婚,这次的安排是高门对高门。

  以上各姓是最上层的。另外,地方上还有郡姓。有个争郡姓的故事,最能说明当时社会风气。薛氏该不该算河东的郡姓?一般都认为该算,孝文帝却独持异议,说早年有个薛永跟刘备到了蜀中,应该算蜀人,不能列人河东郡姓。其时有个直阁(统率宿卫侍从的军官)河东薛宗起,正执着戟站在殿下,他听见孝文帝的话,便跨出行列,上前争辩。他说其先人曾到蜀中,经过两代,便回到河东,至今又已六代,并非蜀人。他最后气呼呼地道:“算不上郡姓,活着有什么意思!”手上一使劲,把戟折断,丢在地上。薛氏竟因此争辩得以列入郡姓。孝文帝还笑眯眯地对他说:“卿不该叫‘宗起’,实在是‘起宗’啊!”

  孝文帝分别姓氏高低,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李冲说:“傅说、吕望,岂可以门第得之!”秘书令李彪说:“陛下若专以门第取人,那么不知春秋鲁国三卿(按:即所谓三桓的季孙、孟孙、叔孙三氏)是否及得到孔门四科(孔门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可以让贵者世袭贵显,贱者永无上进之路!”孝文帝对他们的言论都不肯接受,只说非常之才世所难得,若有其人,可以不拘常制而已。

  总之,孝文帝是要彻底革除旧俗,把南朝的典章制度全部搬将过来。他的改革促进了汉族与鲜卑族的融合,在历史上是有巨大贡献的。然在当时,却引起了一部分鲜卑人的强烈反感,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太子元恂。

  元恂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成了反对革除旧俗的先锋。他身体肥胖,嫌河南太热,一直想回北方。孝文帝给他汉人的衣冠,他背着父亲便常穿鲜卑族的服装。东宫官中庶子高道悦谏过他好几次,他恨得要命。八月中,他乘父亲到嵩山去的机会,带上左右心腹,逃往平城,临走时,还亲手把高道悦杀死。中领军元俨领卫兵拦截,闹到天夜,方才平息。次日一早,尚书陆琇飞马出城,向孝文帝报告。孝文帝大惊,令严守秘密,并且故示镇静,不立即赶回去。他回宫后,召太子来见,痛加训责,还与兄弟咸阳王元禧两个轮流动手,把元恂打了一百多棒,然后命人把他扶出去关禁起来。这一顿打得着实重,元恂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床。

  闰十二月,孝文帝把元恂废为庶人,安置在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次年二月,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说他仍谋作乱。孝文帝令人带毒酒到河阳,逼他自杀,其时年仅十五岁。

  太和二十年冬,还发生过一个事件。新任恒州(治所在平城)刺史穆泰与尚未离任的旧宫陆叡同谋,拟拥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发动叛乱。幸而陆叡不主张立即行动,元颐又假装同意,立即向洛阳报告,孝文帝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镇压。结果,穆泰率部西向朔州,想与元颐会合,却被元澄所派先头部队击败擒获。元澄到了恒州,逮捕陆叡等人。一场叛乱还未及爆发就被平定了。

  消极抵制比武装叛乱更难对付。朝堂上满座红袍,个别贵族如新兴公元丕仗着宗室长辈的身份,经常不改装束,有时改了,也穿戴得不成样子。孝文帝没有办法,只得不管。鲜卑族女子仍旧戴帽子,穿小袄,孝文帝问任城王,任城王推说改装的多,不改的少,敷衍过去,孝文帝很不满意。

  然而,从长远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鲜卑人南迁后。汉人和鲜卑人在血统上相互融合,风俗上、生产上互相学习。他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那些企图阻碍历史潮流进展的势力,不管怎么强大,最后总是要灭亡的。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孝文帝去世,享年仅三十三岁。太子元恪即位,是为世祖宣武帝。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在公元6世纪初的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北魏文风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其弟子多的有一千余人,少的也有几百人。这虽则是在太和以后,然足以说明北朝文化日益发达的事实,大河南北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晋末年丧乱以来停滞落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