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隋唐76：唐文宗与甘露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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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李昂，为唐穆宗次子。
自唐高祖传位唐太宗起，除了唐中宗、唐睿宗是兄终弟及之外(按史实唐中宗驾崩后，韦后曾立过少帝，然为时过短，故不得史家承认，未计人唐朝君主世系)，其余全是父死子继。唐敬宗被宦官害死，他虽生有五子，然由于他自己仅十八岁，其诸子均过于幼小，难以继承大统。宦官首领王守澄与翰林学士韦处厚商议，立唐敬宗的大弟李昂为帝。
唐穆宗、唐敬宗二朝，前后共七年时间，由于君主荒淫无度，致使朝中一片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唐文宗登位之前，深深了解二朝的弊端，久有振兴之心，然因地位的关系，无法将自己的抱负付诸实施。在侥幸得了皇位后，上台之初，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更张。
套用史家的一句话，唐文宗的政治表现，叫做励精求治。他按照中国传统政治法则，首先从去奢从俭开始。他将没有职事的三千宫女放出宫，将五坊的鹰、犬等动物放归野，将教坊、翰林、总监等机构一千二百多冗员放还乡。此外，废除无功受禄的赏赐，退还宫廷强占的土地，停罢锦绣、雕镂之物。这些举措，表示了唐文宗对奢侈享乐之风宣战的决心，也表示了他要把全部精力用于治国理民的决心。
作为君主，其起码但却很难坚持的职事是听朝。唐敬宗时，每月听朝至多一二次。唐文宗恢复了听朝制度，每逢单日，无论严寒酷暑，必去听朝。除了听朝，他轮流找宰相群臣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他把各种待制官从有名无实变得名副其实，让他们成为他的智囊团。听朝、谈话、寻顾问，使唐文宗得以了解了国计民生，得以掌握随时变化的政情。
一个英明天子的形象浮了出来，使久处昏君治下的官民互相庆贺，说太平之世将为期不远了。
然官民们高兴得早了点，这仅是新君上任的三把火，其实，朝廷中积弊已深，且积重难返，非这三把火所能烧去的。
唐文宗自然也明白，他面对的政局，乃是个烂透了的政局，要想起死回生，确实谈何容易。但无论怎样难，他当尽力去做，至少在良心上不愧对列祖列宗。他非常清楚，整个帝国的问题不胜枚举，然关键的还是三个老问题；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方镇割据。
对方镇割据，唐文宗采取了抚、剿、拉、谈等多种方式，力图保持割据势力不要加强，割据版图不要扩大。
对朋党之争，唐文宗是极为头痛的，他曾很无奈地说：“去河北贼(河北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为对付朋党这历经数朝的难题，他不得已采取了逐渐抽薪的策略，将牛、李二党成员陆续排出中央。
对宦官专权，唐文宗是最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是万恶之源，不彻底予以解决，他这个皇帝不仅是个傀儡，且弄不好还会重蹈唐宪宗、唐敬宗的覆徽，且子孙们也永无拨云见日之时。具体而言，唐文宗对宦官的切肤之痛，一是拭唐敬宗的宦官仍逍遥法外，这让他愤惧交加，时不时有种惊悸之感；二是拥立他的宦宫首领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专横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全然不将他放在眼中。
由此，他将铲除宦官之祸，当作了万务之首。
唐文宗的想法，不是他个人的好恶所致，而是在朝中有着广泛的呼声。代表这种呼声的，是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制举中举人刘黄的对策，说是否能消除宦祸，当关系到“宫胭将变，社翟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文宗开始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看中的合作人选，是翰林学士宋申锡。宋申锡被唐文宗认为忠厚谨慎，对宦官也充满了恶感。在秘密交谈中，宋申锡大胆地提出了逐渐消除宦官专权的建议。为让宋申锡能充分发挥作用，唐文宗先提升他为尚书右承，旋即又拜他为相。宋申锡孤掌难鸣，又选拔了吏部侍郎王瑶为京兆尹，想与他联谋解决宦官问题。然王瑶得知了宋申锡的真实意图后，未能紧守口风，将此谋泄露了出去。
王守澄立即从耳线那里获悉了消息，他抢先一步，指使神策军将领豆卢著撰写奏章，诬告宋申锡图谋拥立唐文宗之弟李凑为帝。李凑颇有德望，唐文宗对他早存防范之心，阅了奏章，不加调查即信以为真，遂批准王守澄逮捕宋申锡。宋申锡百口莫辩，幸得宰相大臣为他开脱，才被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唐文宗的轻信，造成了第一次行动的破产。其实，唐文宗也未必全信，与其说他严惩宋申锡，不如说他惧怕宦官对他有所不利，才出了丢卒保车的下策。
密谋破产，唐文宗郁闷在心，患上了风病，口不能言。王守澄推荐医术高明的行军司马郑注为他治病，病竟然被治愈了。唐文宗由此宠信郑注。郑注是贪财之人，在得到流放被赦的李训的贿赂后，将李训荐引给王守澄，王守澄为加强对唐文宗的控制，再将李训推荐给唐文宗。
李训、郑注伺候在唐文宗的左右，时间一长，唐文宗吐露了他的心事，两人表示愿意为君主赴汤蹈火，以诛杀宦官为己任。唐文宗遂任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内外双向配合，以彻底剿灭宦官。
李训出任宰相后，凌厉地走出了擒贼先擒王的第一步，让唐文宗下令由宦官仇士良接替神策军中尉之职，将王守澄调任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剥夺了他赖以控制政柄的军权，随即，再让唐文宗赐他毒酒，将他给鸿杀了。李、郑二人本计划趁为王守澄送葬之机，由郑注率兵将全体宦官杀死，一同埋于墓中。然李训考虑如此郑注功勋太大，复改变了主张。
继而，李训将其集团的骨干分派为重要地区的节度使、京兆尹等职，以期从内外全盘掌握政局。他让担任那宁节度使的郭行余、担任太原节度使的王蟠在赴任之前，各招其镇兵前来京师，会同金吾使韩约共同行事。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向唐文宗奏报，说金吾厅后的石榴树降有甘露，是难得的祥瑞之兆。
唐文宗令全体大臣、宦官，陪同他前往观看。到了金吾厅后，宦官首领神策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着宦官们来到树下，反复端详，看甘露何在。此时在一旁的韩约紧张得神色大变，满脸是汗。仇士良感到奇怪，问韩约为何如此惊恐。说话间，一阵狂风掀起了金吾厅前幕帐的一角，露出了事先埋伏在内的壮士，又传出兵器撞击声。仇士良见状，忙率宦官站到唐文宗前，说有人谋逆。李训急呼兵士来保护君主，意即让他们动手。可宦官抬起唐文宗的软舆，迅速向殿中逃去。李训拉住软舆，遭到唐文宗的叱责，又被宦官打倒在地。待兵士冲上来，仅杀了数十宦官，大部分宦官拥着唐文宗逃进了东阁门，并关闭了大门。未出多时，宦官调来了五百神策军，杀向朝臣，李训、郑注集团成员遭到了大屠杀，宰相王涯、贾谅、舒元舆等也被枉杀。
事后株连而死的朝臣达六七百人，事情大闹了十几天，京城秩序才渐趋正常。
此事因甘露而起，史称“甘露之变”。
经宋申锡之案、甘露之变后，唐文宗诛灭宦官的计划不仅全面破产，且他诛灭宦官的壮志也从此烟消云灭。因宦官非但加强了专权，并严密地将他监视了起来，实际等于将他软禁了起来。
对于唐文宗处置藩镇、朋党、宦官之事为何一无成功，陈寅格有着精到的评析，他说：“夫唐代河朔藩镇有长久之民族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去之不易，而牛李党之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长久于河朔藩镇，且此两党所连结之宫禁阉寺，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更有种族问题，故文宗欲去士大夫之党诚甚难，而欲去内廷阉寺之党则尤难，所以卒受‘甘露之祸’也。况士大夫之党乃阉寺党之附属品，阉寺既不能去，士大夫之党又何能去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文宗壮志未酬，旧疾又复发，刚至而立之年，已如同行将就木的老翁。他为解寂寞，和当值的翰林学士周挥喝酒聊天。
唐文宗问道：“联可和前代什么君主相比？”
周埠答道：“可比尧、舜。”
唐文宗接口说：“联岂敢和尧、舜相比，联问你的意思，是否像周掇王、汉献帝？”
周埠大惊说：“这都是亡国之君，岂能和陛下这样的明君相比。”
唐文宗长叹道：“周搬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而联却受制于家奴，以此而言，肤知道不如。”
说罢泪如雨下。
在此次谈话后，唐文宗再也不听朝了。
唐文宗不听朝，不是像唐敬宗为了淫乐，而是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再在皇位上呆着。
不呆也得呆，如木雕泥塑般，唐文宗握完了最后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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