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17:天下已治蜀未治


  谚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到宋太宗晚年,除了燕云未复,其文治却也使社会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但就在他强调“文德治政”的时候,自太祖平蜀以来积累的种种矛盾终于交相作用,引起了总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给他的太平盛世涂抹上讽刺的油彩。

  自唐末五代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川蜀因地处西南,既没有受到黄巢起义军对豪宗大姓的扫荡,也没有经历中原那样严重战乱的摧残,入川避乱的官僚地主为数不少,他们与土著的大户巨室一起,肆意进行土地兼并,残酷剥削当地农民。与其他地区的客户相比,川峡佃户所占人口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所受到的人身束缚也远为严重。他们被称为“旁户”,地主豪民往往数世役使他们犹如奴隶,少的一家占有数十户,多的动辄三五百户。宋代的建立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因而旁户成为李顺起事的主要力量。

  宋平后蜀,不仅没有解决原有的矛盾,反而加入了新的动乱因素。后蜀被攻下以后,宋太祖命令从水陆两路,用十余年的时间,把后蜀积聚的珍宝、钱币、布帛、粮食悉数运到开封。此举激怒了川蜀军民,于是就有全师雄领导的全四川地方性的变乱。宋将王全斌镇压这次起事历时近十个月(而平蜀仅用两月余),还坑杀了未参加变乱的二万七千余名蜀兵。表面上的反抗被重兵压服了,但川蜀军民对宋朝政府怨愤的过节始终郁积着。

  而宋初对四川地区又在经济上实行超强压榨的政策。当地政府不仅把后蜀头子钱、牛皮钱等苛捐杂税全部继承下来,二税的征收也比其他地区繁重。官吏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太宗时曾考核川峡州县长吏,不法者多达百余人,只有彭山县令齐振元以所谓清白强干受到太宗表彰,而他实际上是个与老百姓为敌,“收赇得金,多寄民家”。由此不难想见川蜀剥削之苛急,吏治之污浊。

  宋朝政府对茶叶和布帛的禁榷(官卖)政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无以为生的茶农、农户和手工业者都逼上了揭竿而起的绝路。四川历来号称“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宋朝就在这里设立“博买务”对布帛实行专卖,迫使贩卖布帛的小商人纷纷破产,从事布帛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户的利益也大受损害。茶叶在唐宋之际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榷茶也成为朝廷的重要财源之一。所谓榷茶就是政府实行茶叶专卖,设立专门机构,以低价向被称为“园户”的专业茶农强行收购茶叶。这样,即使原先以贩茶为业的茶贩失去了生计,同时又致种茶利薄,茶农也相继破产。不仅王小波本人是丧失生计的茶贩,追随他造反的不少就是破产的茶农。

  淳化四年(993年)二月,王小波在青城聚众起事,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现代学界把这一口号概括为“均贫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人质疑其能否视为一个明确的纲领。实际上既没有必要否认这个口号,它毕竟是社会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下底层人民的最后呼声;但也无需从思想史角度给予过高的推重,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早就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这一口号没有增加新内容。

  王小波占领了青城县城,各地“旁户”纷纷加入进来,不久,就攻克了彭山县。愤怒的民众杀死了横暴贪污的县令齐振元,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搜刮来的钱财。岁末,王小波在进攻江原(今四川崇庆)时,中箭身亡,队伍由其妻弟李顺统领。

  李顺召集占领地区的富人大姓,勒令他们申报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留下生活必要的部分,一律没收,大赈贫乏,因而大受贫苦民众的拥戴。他继续率领民众攻州夺县,淳化五年正月,大军进入西南首府成都,他自称大蜀王,国号大蜀,建元“应运”,任命了从中央中书令到地方知州等官职,铸造了“应运元宝”等钱币。

  随后,大蜀军四出扩大战果,除少数州县,川蜀全境大都成了新政府的天下。但大蜀军在军事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派主力进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围攻八十余天不下,仍不做战略调整。二是仅派数千士兵去攻打剑门关,被宋军击败,致使入川门户仍然掌握在宋军手里。

  迟至淳化五年正月,宋太宗才听到川蜀之变,立即命亲信宦官王继恩率领大军前往镇压。王继恩完全袭用当初平蜀的路线,一路沿长江水陆并进西上入蜀,另一路则直扑剑门关,以保证入川的后援军队和战争物资畅通无阻。宋军入川以后立即增援梓州,而由剑门入川的宋军也节节向南推进,迫使大蜀军全线撤退。

  五月,大蜀政权的中心成都被宋朝大军攻破,十余万大蜀军大多战死,被斩首者达三万。据王继恩奏报,包括李顺在内的十二名大蜀政权的领袖押至凤翔时被处死。但有史料说李顺下落不明,一说他战死了;一说他逃脱了,三十余年后,已经七十余岁时,才在广州被俘,押送到京城斩首。

  王继恩攻下成都,几乎重演了王全斌的老套,怂恿士兵劫掠妇女和财物,杀人取乐。逼得李顺的余部张余再竖大旗,集结万余人,沿长江东进,攻下了包括嘉州(今四川乐山)、渝州(今重庆市)在内的沿江八州,众至数万,准备攻下夔州(今重庆奉节),东出三峡。但正面遭到了刚入川的中央禁军的阻击,千余艘战船被夺,二万余人战死。张余只得率军西撤,至道元年(995年)在嘉州被俘处死。

  次年,张余的余部王鸬鹚自称“邛南王”,再次起事攻邛州(今四川邛崃)和蜀州(今四川崇庆),四川巡检石普向太宗建议,一边免除一边租赋,揭榜安民,一边进兵围剿,终于消灭了王鸬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余波才被平息。

  王小波李顺起义给太宗以极大的震撼。淳化五年,他把成都府降格为益州,随即派张咏出任知州,赋予它便宜从事的特权。张咏入川恩威并用,在所谓“化贼为民”上做了不少工作,稳定了川峡的局势。川人把张咏与李冰、文翁和诸葛亮共奉为治蜀名臣。至于张咏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有没有那么高是可以斟酌的,但他明白“贼”与“民”本没有绝对的界限,给后来当政者还是启示良多的。

  与此同时,太宗下了宋朝历史上罕见的一道罪己诏,承认自己“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表示要“改为更张,永鉴前弊”。不久,川蜀停止榷茶,似是这道罪己诏的直接恩惠。但太宗死后半年,四川广武卒刘旰又聚众攻略,所至之处官军不能抗锋。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益州士兵推举都虞候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建元“化顺”,再次发动兵变,坚持到十月才被镇压。最后仍由治蜀名臣张咏再知益州,才结束了宋初以来川蜀地区屡叛不靖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