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28:宋夏和战


  元昊立国以后,军事与外交两手并举,一面出兵攻掠宋朝鄜延路地区(今陕西北部),一面遣使宋朝要求承认既成事实,“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朝当然不能容忍藩属成为敌国,宝元二年(1039年),削去元昊的赐姓和官爵,断绝互市,张榜沿边,有能将元昊俘获或斩首者即授以定难军节度使。

  当时的君臣都以天朝大国的观念来对待这一事变,认为元昊不过“蕞尔小丑”,大兵一出,就可诛灭。兴兵问罪,成为文武群臣舆论的主流。知集贤院吴育建议采取开国之初太祖对待江南藩国的方针,即稍易其名,故许其求,暂时顺抚,伺机收服,被宰相张士逊讥讽为脑子有毛病。

  既然外交上一无所获,元昊决定用军事手段来夺取。当时,延州(今陕西延安)和泾州(今甘肃泾川)分别是鄜延路和泾原路帅府所在地,范雍和夏竦以经略使和马步军都总管的多重身份分知延州和泾州。宝元三年正月,元昊率大军一举攻下延州外围重镇金明寨,直逼鄜延帅府延州。范雍急召屯驻庆州的鄜延副总管刘平、石元孙前来救援。

  二将率二万援军行至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元昊伏兵四起,双方发生激战,刘平耳朵中了流矢,依然率残部千余人与西夏军苦战两昼夜,最后与石元孙战败被俘。三川口战役结束后,元昊猛攻延州,七日而未能破城,时正大雪,西夏军不敌严寒,更恐切断后路,解围北归。

  三川口之败震惊朝野,这是宋朝自雍熙北伐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也让宋朝知道元昊是必须认真对付的。宋朝调整了西北的统帅,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舰知泾州,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在对夏方针上,韩琦主张主动进攻,根除隐患。范仲淹主张坚壁清野,固守抗敌,这一方针是鉴于宋朝长期边防不修,战斗力不强的实际作出的。

  岁末,仁宗召见了韩琦与两府宰执,决定采取韩琦主攻的方针,次年正月组织鄜延与泾原两路军队进讨西夏。但范仲淹一边派名将种世衡在延州东北修筑军事要塞青涧城,一边加强延州城的防务,同时上书说服了仁宗,允许鄜延路暂缓出兵。这样,韩琦的主攻政策也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推行。

  宋朝的主动攻势还没有发动,元昊却先行一步。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率十万大军准备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闻讯,即命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大将,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率部迎击。西夏军奉命诈败,一路丢弃马羊骆驼,宋军紧追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见西夏军已设伏川口列阵以待,才知中了诱敌深入之计,但已无路可退。双方从清晨激战到正午,桑怿、任副都力战而死,宋军战死将士共达万余人。

  好水川之败使主攻派失去了发言权,韩琦被降一级,贬知秦州(今甘肃天水)。这一期间,范仲淹在知延州任上得到了元昊派人转达的议和试探,就致信分析了八条“逆顺”的道理,但元昊回信的措辞十分傲慢,范仲淹当着来使将其烧毁了,录了个副本转呈朝廷。对此,朝廷以“人臣无外交”的罪名予以追究,将他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十月,宋朝中央将西北防务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以庞籍、范仲淹、王沿、韩琦分知四路帅府所在的延州、庆州、渭州和秦州,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兵分四路,防地分明,但正如欧阳修所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并不能改变“常战而常败”的局面。

  而范仲淹在对西夏和战问题上的战略思想日渐为仁宗所接受,这一方针集中体现在庆历二年正月他给仁宗的奏议中。他认为:对西夏应以有效防务为出发点,具体原则是“攻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守宜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在这一基础上,“招纳之策,可行其间”,因为“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既然“礼仪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但朝廷中反对议和的声音仍十分激烈,双方还不能立刻走到谈判桌边。

  庆历二年闰九月,元昊在试探议和未得到回复的情况下,再次兴兵进攻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泾原路统帅王沿急遣副总管葛怀敏率军迎敌。元昊故伎重演,逐步把宋军引向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宋军一进入包围圈,就被四面围住,退入定川砦中死守。西夏军切断了水源,宋军只得冒险突围,仅行二里,就被西夏伏兵围歼,葛怀敏以下十四员大将战死,所部九千余名将士、六百余匹战马均被西夏俘获。而后元昊挥师直抵渭州城下,王沿令为数不多的守城军民竖起许多旗帜,部下疑兵阵,再学诸葛亮,才使元昊大军放弃攻打渭州,纵掠七百里后整军北归。

  定川砦战败,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如一战,可怕!”宋朝任命韩琦、范仲淹和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总领四路军事。范仲淹与韩琦一方面在宋夏交冲地区修城筑砦,构建起牢固的军事据点。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乡兵、蕃兵和弓箭手的战斗作用。

  乡兵是从当地居民中抽点的汉族壮丁,蕃兵是由西北羌族中汉化程度较高者组成的西北地方军,弓箭手则蕃汉皆募,然后进行专门训练,三者都具有亦兵亦民的性质,尤其适用对待西夏军队的进扰。

  这些措施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轻易来犯,他们敬畏的称范仲淹为“小范老子”,以区别于称为“大范老子”的范雍,互相告诫道:“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西北边民则用民谣称颂韩、范守边功绩:“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通过三次大战,宋朝原先那种一鼓荡平“蕞尔小丑”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明白了自己在军事上根本不可能占上风。宋仁宗决定全力求和,双方议和使节开始往来。而议和对西夏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元昊立即响应,原因有三。

  其一,战争爆发后,宋朝停止了对西夏银绢钱的大宗岁赐,关闭了榷场,西夏境内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奇缺,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

  其二,战争使西夏民穷财尽,物价昂贵,民间流传“十不如”的谣谚表示不满,连年战争使西夏“军民死亡,疮痍过半”,在兵力上也没有力量继续长期的战争。

  其三,元昊虽在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但也深知以贫穷落后的西夏,要全面战胜和长期占领地广人众的宋朝绝无可能,而从经济利益上看,战争掠夺远不如与宋朝维持和平获得的好处为大。

  还必须指出,宋、辽、夏三国关系在当时的互动变化,也促使宋朝与西夏必须尽快与对方媾和,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元昊联辽抗宋,辽朝也瞅准宋夏战争的机会向宋捞上一把。庆历二年正月,辽朝派出使者,照会宋朝:辽夏为舅甥之国,对夏有保护之责,宋朝攻夏为何不先与辽朝打招呼;职责宋朝在边境上营筑长城,填塞隘路,开掘水道,添置边军,有破坏宋辽盟约的意向。以此为理由,辽使向宋朝旧案重提,要求归还当年被后周世宗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这对处于宋夏战争泥淖中的宋朝来说,简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有点穷于应付,更迫切要求尽快结束宋夏之间的战争状态。

  宋朝派知制诰富弼为谈判使节赴辽,答应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之外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其中一半用以替代关南租赋,一半用以答谢辽朝约束西夏的。辽朝成为宋夏战争的唯一不花本钱的大赢家,它出卖了西夏,从宋朝那里得到了好处,又在宋夏两国之间充当调停者和救世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昊受到来自辽朝的政治压力,十分不满,庆历三年又与辽朝发生了争夺边境部落的纠纷,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联盟开始破裂。为了防止宋辽联合而腹背受敌,元昊在庆历四年秋天,匆忙遣使向宋朝送上称臣的誓表,双方达成合约: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允许夏国自置官属;宋每年“岁赐”西夏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匹、斤;两国重开榷场,恢复互市贸易。

  其后不久,辽夏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进攻西夏,元昊坚壁清野,重创辽军,而后见好就收,与辽议和。从此,北宋、辽朝和西夏之间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而北宋在与西夏的关系上,最终似乎还是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吴育所提出的“稍易其名,顺时而抚”的结局,看来还是算他头脑清醒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