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41:如此君臣


  宋徽宗即位前就喜欢书法、丹青、图书、古物、花石,在他身上有类似李后主那样的艺术天赋。他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瘦劲锋利犹如屈铁断金。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体物入微,绝对一流。他懂得音乐,词也填得不错。即位以后,他对翰林图画院关注有加,让文臣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等书画文物图谱;还设立了大晟府,制定了大晟乐作为宫廷雅乐。他适宜做主管文化艺术的大臣,但君主制却命定让他做皇帝,把国家的命运交由他掌握,这真是历史的阴差阳错。

  向太后一死,徽宗就按捺不住轻佻本色。崇宁元年(1102年),他命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专为他打造象牙珠宝、金银藤竹、雕刻织绣等高级工艺品。蔡京看透了徽宗粉饰太平的心思和声色犬马的嗜好,将《周易》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曲意发挥,倡导“丰亨豫大”,鼓吹君王应在太平盛世尽情享受,让他享乐也心安理得。

  崇宁四年,徽宗让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领花石纲。所谓花石纲,指运送奇石异花的船队,每十条船称为一纲。朱勔主其事后,从国库取钱就像囊中取物,见士庶家有一石一木可供清玩,就派健卒闯入其家,指为御前之物,然后毁屋破墙,发运上船。花石纲船队在运河与淮河、汴河里舳舻相衔,有些高广数丈的巨木大石,往往要毁桥拆城,好几个月才运抵京城。花石纲之役两浙受害最烈,江南、湖南、福建乃至两广、四川也都在拽刮之列。百姓一预此役,中产之户也倾家荡产。据淮南转运使报告,运送一株竹子的花费竟达五十贯,整个花石纲危害东南二十年,耗费民财不知凡几,难怪东南百姓一提起朱勔,都恨不得食肉寝皮。

  在蔡京等鼓动下,徽宗开始大兴土木,最劳民伤财的要数建新延福宫和艮岳。政和四年(1114年),蔡京声称原来的延福宫逼仄,让童贯、杨戬、贾详、何祈、蓝从熙分任工程,营建新宫。五人无不出奇创新,争胜邀宠。新宫东西略与大内相仿,南北略短,在东起景龙门西至天波门之间,垒石为台,疏泉为湖,奇花异木,争奇斗艳,殿台亭阁,金碧辉煌,还有鹤庄鹿砦等动物景点和村居野店等民俗风景点缀其间。

  岳艮建在景龙门内。茅山道士刘混康信口开河说这里风水好,地势如果增高,皇室就能多子。政和七年,由梁师成主持,仿杭州凤凰山在这里堆造万岁山,宣和四年(1122年)竣工,由于位在道家八卦的艮方,改称艮岳。周围广袤十余里,峰高九十步,因大量征发花石纲,天下奇石怪木荟萃一地,集天台、雁荡、庐山之奇伟,两川、三峡、云梦之旷宕,宛如名山大川、阆苑仙葩装点成人间胜境。延福新宫和岳艮的构思与布局完全是艺术的,只可惜竭天下之力而奉一人,落成不到十年就金兵南下,落得个千秋骂名。

  说到岳艮是崇道的副产物,不妨就来说说徽宗对道教的迷狂。在这点上,他与真宗倒是在伯仲之间。徽宗在崇宁、大观间还只是一般的崇道,政和以后就渐入迷狂。政和初年,他自称太上老君在梦中对他说“汝以宿命,当兴吾教”。

  政和四年正月,徽宗下诏置道阶二十六级,有先生、处士等名号,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好比官制中的阶官系统;后来又置道职八等,有诸殿侍宸、校籍、授经等,以拟待制、修撰等,好比官制中的馆职系统;另置道官二十六等,有知左右街道录院事等名目,好比官制中的差遣。

  政和六年,徽宗在京师设道学,分元士至志士等十三品,后命太学、辟雍设立《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各二人,命各州县招收学道生徒,教材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学生通大小经各一部,即可参加道学考试,中举即授以宫观官或补以道职。

  政和七年,徽宗对道箓院说,自己是神霄帝君,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即佛教)的影响,愿意以人主的身份让天下都归正道,授意他们册封自己。于是,道箓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很满意这个称号,民间也都以道君称他。贵为帝王之尊,以厕身佛道为荣,前有南朝梁武帝出家为僧,接下来就属徽宗自封道君了。不过,这个称号只用于道教章疏,而与政事无关,他似乎还知道政教得有所区别。

  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教一般是相安无事的,两者争胜往往是最高统治者轩轾扬抑的结果。宣和元年(1119年),徽宗下诏:称僧人为德士,尼姑为女德,冠冕衣着悉从道流;佛祖改称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称仙人、大士等道教称号;寺院改称宫观,主持改为知宫观事,原先管理佛教的僧录司改称德士司,隶属于管理道教的道德院。这种崇道抑佛的政策,激起佛教徒的强烈抗议,个别僧徒甚至不惜以身殉教。

  另一方面,一些自诩道术高明的道士却被徽宗尊为上宾,著名的有王老志、王仔昔和林灵素。王老志入住蔡京府第,徽宗派人来问已故刘贵妃的事情,老志居然能写出刘贵妃生前侍奉徽宗的悄悄话,名声大振。老志死后,王仔昔取而代之,人称小王先生,他因未卜先知治好徽宗爱妃的眼疾而走红京城,林灵素得宠,他受其倾害,瘐弊狱中。林灵素受召,徽宗问他是否见过,灵素大言:“往年上朝玉帝,曾见圣驾起居。”徽宗也煞有介事说:“记得你当年骑青牛,现今何在?”答道:“寄牧外国,不久便来。”政和七年,高丽果然进贡青牛,徽宗惊异之下,赐他骑乘。

  林灵素胡诌徽宗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王,号称长生大帝君,徽宗便命天下所有天宁观都改称神霄玉清万寿宫。徽宗对他特别青睐,特许他随时出入宫禁。他有恃无恐,作威作福,其徒美衣玉食者近二万人,最后甚至敢与太子争道,与宦官近悻分党争胜,惹怒了徽宗,再也不顾他俩当年同“朝玉帝”的情分,让他死在了贬逐的路上。

  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其游冶享乐也别出心裁。他在宫掖设立市肆,让宫女当垆卖酒,自己化装为叫花子行乞其间。后宫声色已圈不住那颗放荡的心,政和以后,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专设行幸局,凡有微行,就说是有排当(排当原指宫廷宴会,这里是微行的隐语),次日未还,就传旨说生了疮痍不能坐朝。蔡攸进言:“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岂可自苦!”梁师成更是曲解范仲淹的名句说:“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于是,徽宗毫无顾忌的微行于妓馆酒肆之间,追声逐色,寻花问柳。野史笔记说他嫖娼,说他与名妓李师师那段风流艳事,细节虽未必可靠,但其实却是难以否认的。

  有什么样的君,就有什么样的臣,徽宗与他周围奸佞邪恶的大臣们已经分不出谁是因谁是果,他们确实达到了君臣一体的地步。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京在徽宗朝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徽宗朝的黑暗政治就是他与道君皇帝相辅相成的产物。蔡京既敢于结党营私,又善于窥测逢迎。他见徽宗殚于政事,耽于游乐,就拟成诏书,让徽宗抄示给有关部门照办,称为御笔,不遵者以违制论处。这样,徽宗的越轨要求就能畅行无阻,蔡京也能上下其手,以致后来事无巨细,他都假托御笔。

  宋代重大政事的决策执行,原有合理的程序:宰执议定,面奏获旨,再下中书省起草政令,经过门下省审议,凡有不当者,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都有权封驳(即说明理由拒绝通过),然后交付尚书省执行,与此同时,侍从官还可以提不同意见,台谏官可以论谏弹劾。御笔绕过了封驳、论谏等制约程序,导致君权恶性膨胀。任何权力一旦失控,政治污浊就不可避免。

  蔡京第四次入相,已两眼昏花不能视事,当仍让小儿子蔡絛代为处理。他以太师而真拜宰相,父子祖孙亲任执政的有三人,至于成为侍从近臣的不下十余人,另有一个儿子娶了徽宗的女儿,势力盘根错节,遍布中央地方。

  蔡京的长子蔡攸与徽宗在即位前就厮混一起,获宠不下其父,后来竟父子交恶,倾轧争权,自立门户。蔡攸不仅能随时出入宫禁,还可以与王黼一起参加宫中秘戏,涂红抹绿,短衫窄绔,给徽宗说些市井荤段子。有一次,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同预宫中秘戏的王黼是投靠蔡京、拜宦官梁师成为父才起家发迹的。宣和二年,王黼取代蔡京为相,一反旧政,一时称为贤相。但一旦得势,他就设立应奉司,自兼提领,梁师成为副,专门搜刮天下财物和四方珍异,但十有八九进入两人的私囊。他让天下丁夫计口出免夫钱,刮得六百二十万亿贯,迫使河北农民揭竿而起。他明码标价,受贿卖官,当时谚语说他“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有一次,他与蔡京打算翻越宫墙微行出游,徽宗站在他的肩上,仍够不着宫墙,便低声叫道:“司马光,耸下来!”王黼也应声说:“伸下来,神宗皇帝!”这哪像君相,活脱脱一对无赖。

  朱勔因花石纲而大得徽宗宠幸,他怙权恃势,招贿成市,那些卖官跑官的密集其门,时称“东南小朝廷”。他穿的一件锦袍,曾被徽宗抚摸过,他就在那个位置绣上一只“御手”。他参加过一次宫廷宴会,徽宗亲拉他的手臂拉话,他就用黄罗把手臂缠起来,与人作揖也不抬那只被当今皇帝握过的手臂。他的家奴都补授朝廷使臣,配上了金腰带,以至时人唱道:“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李邦彦自小喜欢鄙琐玩艺儿,自号“李浪子”,做上宰相后被人称为“浪子宰相”。他没有治国安天下的能耐,却擅长把市井间的鄙俚词语编成小曲,便仗着会唱俚词、善说笑话取悦徽宗。他自称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无赖子。

  杨戬是宦官,他曾经主持西城所,在京东西、淮西北根括所谓隐田、天荒田入官,实际上却把许多民间良田都指为天荒田,没收作为官田,再强迫原业主承佃交租。后来,李彦代主其事,更是变本加厉,巧取豪夺,鲁山县(今属河南)竟全部扩为公田,百姓持有的田契全被焚毁,强迫他们永久租佃公田,把许多农民逼上了梁山。当时人说“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这两个地区正是方腊与宋江起事的中心区域。

  高球原来是苏轼的小书童,被转送给画家、驸马都尉王诜,有一次,他到端王府公干,适逢王府蹴球,他也露上一手,就被后来成为徽宗的端王留在身边,恩宠异常。徽宗即位以后,数年之间,他就做到使相,遍历三衙,由一个胥吏下人而领殿前司,看来球技帮了大忙。从龙随从要求徽宗一视同仁,徽宗竟说:“你们有他那样的好手脚吗?”

  梁师成起家于侍弄文墨的小宦官,徽宗的御笔号令都出自其手。后来他竟胆大妄为,择取善书小吏,模仿御笔,夹带私货,外朝也真伪莫辨。蔡京父子都唯恐巴结不上他,执政、侍从出其门下的不可胜计,当时人都称为“隐相”,以区别于蔡京称“公相”(以三公为相)和童贯称“媼相”(以阉人为相)。

  童贯以宦官而位至知枢密院事,攻打燕云,镇压方腊,在徽宗朝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宋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后面还将细说到他。至于他招权纳贿,植朋树党,专横跋扈,误国乱政,在六贼之中仅次于蔡京,以致民谣愤怒唱道:“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宋史·徽宗纪》说,徽宗既不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是孙皓那样的暴君,最终导致“国破身辱”,是其将“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确实,六贼等奸佞之臣虽然为非作歹,但势力并没有盘根错节到足以威胁君权。仍不时有正直的台谏官弹劾他们,徽宗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刷新政局的权威,他多次将蔡京罢相就是明证。

  徽宗在位二十七年,除去昙花一现的建中初政,还“粲然可观”,其余二十五六年是北宋政治史上最污浊黑暗的年代。王夫之在《宋论》里这样评述:“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徽宗晚年,北宋正处在这一将亡未亡的临界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