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深切怀念吴士文先生
作者：濮 侃
一、他是一位关爱别人、热忱奉献的好大哥
吴士文先生在修辞学界的同辈人中是受人尊敬的大哥。他不仅年岁大些，经历丰富些，而且极会关心人、照顾人，处理事情也比较老到，许多人跟他在一起，觉得很有情趣，合得来。大家都称他“吴大哥”。
吴大哥比我年长9岁，无论从岁数、资历、成就各方面讲，都是我的大哥。自从1980年正式见面后，真可谓一见如故，成了知心朋友。随着岁月流逝，十多年的交往，友谊与日俱增，合作也越加广泛。我们每年都见面，至少一次，多则二、三次，或开会、或讲学、或旅游，他对我这个小老弟总是关爱备至。仅举数例，以示缅怀。
1980年春，我专程去河北保定，向河北大学张弓教授求教修辞学中的问题，并谈及筹办中国修辞学会有关事宜。此事被士文先生知道后，他满腔热忱地给我来信加以鼓励。不久他南下造访，带着他的科研成果和学会筹备过程中的一些资料当面商谈合作事项。我被他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请他在本校为修辞学课程班的学生讲课，又将他介绍给其它高校，与许多语言学、修辞学工作者见面。他为成立中国修辞学会到处征求意见，争取广泛支持，在上海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他还在全国各地联系有关单位和个人，为召开成立大会作具体准备。他是最早的发起人，是中国修辞学会的“开国元勋”，头等功臣!可是他在后来所写的《中国修辞学会筹备经过报告》中只字不提自己的功绩，却大书特书其它发起人和有关单位的贡献。学会成立后，他作为领导人之一，从不摆架子，而是跟大家打成一片，为发展修辞大业而奔走、呼号。他对华东分会的工作，尤其关心、支持。81年华东分会在杭州召开第一届学术年会，他带着论文参加了，在学术讨论的同时，还热心指导我们的工作，犹如自家兄弟。后来几次在庐山、厦门办修辞学讲习班，他都应邀义务讲课。当时没有讲课金，没有良好的讲课和生活条件，他都不在乎，却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把他的最新成果介绍给学员，深受大学的欢迎。83年暑假，我陪他上庐山讲学途中，在向塘转车不成，他不顾将近花甲之年、患病之躯、冒着酷暑，与我强行十数里赶到前站，上了火车，再转道上了庐山。他精神抖擞，情绪饱满，展示了大哥的风范，令人敬佩。
吴大哥极其关心修辞学的发展，他对同辈和年青一代的修辞新作都十分关注，只要有一点新意，他都会予以鼓励和支持，这在修辞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他为许多人的著作写过序跋，写过评论，皆从积极方面着眼，并指出努力方向。我的《辞格比较》一书于1983年出版后，他即在《修辞格研究史略》(丹东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一文中充分肯定，认为“这在辞格领域中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在把修辞格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方面无疑会起到引人注目的作用”。大家知道，他是我国当代修辞学界研究修辞格最富创造精神的一位，他对我的热忱鼓励，我会当作是一种鞭策。我在80年代的前期着重对修辞格的有关问题作了研究。写了一些论著，到了后期，我开始了对语境和语用的研究，着重对语言运用作全方位的动态研究，希望把修辞学研究的视野扩大，把修辞学的功能加强一些，于是发表了一些论文，到90年代初出版了《语言运用新论》一书。吴大哥对我的研究动向和实践十分关注，他要我把这些情况写成文章在他主编的修辞专栏上发表，以引起广泛的重视，我当时婉言谢绝了。他后来又一再叮嘱要我的研究生去写，他认为这对研究生也是一种锻炼，于是就有了《从细微的静态分析到多角度的动态研究——濮侃的修辞研究》一文(见营口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士文先生在学术界广交朋友是出了名的，为了修辞学的繁荣他无论老少，无论海内外的朋友，都主动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92年在广州召开年会，由于东道主组织有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参加会议的代表特多，尤其是港澳台的一些修辞学家也首次应邀到会。彼此相见甚欢，共商修辞大业。士文先生极其兴奋，不顾重病缠身，奔走于会内会外。他又一次以大哥的身份，把我这个小老弟推上第一线，和他一起与海内外专家学者畅叙友情，探讨学术。在闭幕式的宴会上，他还特地把我请上主桌，与学会领导和港澳台专家们畅怀痛饮，互勉共进。这些领导和专家为我国修辞学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友好的合作。广州会议结束后，已调至海南师大的柴春华兄邀请吴士文、张静、刘焕辉等先生和我去海南观光考察，我们有了一次极其愉快的集体旅游活动。吴士文在我们一行中岁数最大，且又到了癌症晚期，我们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尽力照顾他的生活。可是吴大哥却显示出不服老不畏病的乐观状态，和大家一个样，跋山涉水，整天笑声不断，有时还开怀大笑，他为修辞学的兴旺发达而欢乐，为兄弟们的友谊而高兴。数日的旅游生活中，谈得最多的还是修辞，还是友谊。他手中依然带着论文，带着计划，彼此交流的就是这些论文和计划，他还希望多做一些研究，多解决一些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他当时受聘为《修辞学习》的顾问，他对我谈得最多的也是如何把这份全国唯一的修辞学杂志办得更好，使我感动不已。93年以后，吴大哥的病体迫使他在医院和病榻上的时间多起来了，可是他始终如一地关心着别人，为修辞学事业而操心，在信中，在电话中常常流露着对朋友和对事业的深情。
二、他是一位求实创新、继往开来的修辞学家
如果说吴士文先生诚恳待人、热忱工作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尊敬，那末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锲而不舍、求实创新精神和继往开来的作用更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只要翻读一下政协丹东市委、丹东师专和丹东市社联编辑出版的《人生的价值在创造——吴士文教育学术成就百人评》一书就完全知道了。这里我仅举一些跟我有关的事例我来加以证实。
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育，学者的立命之本在学术，吴士文这两点都做得很好，深受大家的好评。我知道他的大名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写了有关修辞学的一篇篇论文，亲自刻写，油印寄给有关高校。我与老伴(庞蔚群，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现代汉语课程)均收到了他寄赠的油印稿。刚劲有力的文字表达了丰富翔实的内容，对修辞现象的归纳和分析又引人入胜，令人赞叹。后来我们通信、见面，逐渐成为朋友，很亲密的朋友。十数年如一日，互相交流心得、文章，彼此关注修辞学的发展和我们自己应用的努力。
吴士文是十分讲究实际的人。他长期在基层，联系着师范院校和中学教学。他的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教学上的问题促使他去研究，科研的成果又用上教学。他在著作中运用的例句，许多来自中学语文教材，就是因为他的教学工作跟中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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