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汉字形体的修辞运用

作者:王俊霞




  修辞是指“一种语言中加强表达效果的所有方法和手段”。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说写者往往会调动一切相关因素,以适应题旨情境的需要。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使用自不待言,就是作为书面语载体的文字,在修辞活动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因为“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藉……”尤其是汉字,更是具有较强的修辞可能性的“资料”和“凭藉”。无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它们的每一部分都联系着一定的意义,加上它本质的象形特点,可以说它的周身都散发着惹人联想的“味道”,因此,它的形体常常被人借用来或整体或拆解地赋予新意、寄予别解,或意会、或引申,成为汉语修辞大筵中独具特色的原材料和调味品,在汉语的修辞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摹形表义
  
  汉字起源于记事的图画,造字之初是与相关事物的形体特征直接联系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其形体虽然与具体的事物形象越来越远,汉字已越来越线条化、符号化,但是它以形表意的本质特点一仍其旧,人们对体现在汉字中的这种以形表意的思维习惯也一直留存了下来,所以作为“资料”和“凭藉”,汉字最直接的修辞方式就是以形摹形,并进而借形表义。即利用某些汉字结构简单独特、呈现出某种较为直观的图形的特点,来直接描摹那些形状类似的事物,并借助事物大体的形状特征,给人以形象具体的感受,收到言简意丰的视觉联想效果。比如:
  (1)她勇敢地问:“喜欢我吗?”他回答了,但没有声音,也没有言语,只做了一个吕字。
  ——周立波《山乡巨变》“吕”的字形是二口相叠——两张嘴巴贴到了起。用“做‘吕’字”来指接吻,可谓直观矣!这种奇思妙想、这种对语言的驾驭固然使人叫绝,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汉字本身潜在的巨大的形体表意功能为作者的幽默提供了发挥其联想的前提。这种借助汉字形体特征以形摹形的生动描写相信会使每一个读者在哑然失笑之后都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随着字母词的吸收,有些简单直观的字母形体也像汉字一样被人们拿来摹形表义,同样收到了简洁生动的表达效果。
  (2)两个人从相恋到结婚,大体上有两种结局,一种是“Y”型,就是两个不同方向的人走到一起,然后向着同一个方向一直走到底;另一种是“X”型,是说两个人从不同方向走到一起,经过交点后又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走下去。
  ——江苏电视台《超级调解》栏目2005.11.26用“X、Y”两个字母形体来描述“结婚又离婚”和“白头偕老”两种婚姻结局,真是再形象不过了!当然,字母形体毕竟有限,而汉字与之相比几乎近于“无穷”。字母多限于拟形表意,而汉字的修辞域却要宽泛多了。
  
  
  二、解形示义
  
  汉字是表意文字,字的形体本身往往可拆解为各种“部件”,这些作为部件的偏旁又多为独体字或独体字的变体,本身都蕴含着一定的意义,因此通过对汉字形体的解说,可以说理、隐事、抒志、增趣,收到委婉、风趣等多种修辞效果。
  解形说理。即借助对汉字形体的拆解以阐释说明某个道理。这种修辞手法可以变深奥为浅显、变抽象为直观、化枯燥为有趣。如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在2000年光华新年论坛演讲中的一段话:
  (3)挣钱是最辛苦的方法。“挣”字就是摊开一双手,参与到竞争中去,只有辛勤劳动才能有所得。生钱则不同。“生”字是一个平台上一头牛,牛市牛市,意思就是要上市。赚钱又上了一个层次。把“赚”字拆开:“贝”就是钱,“兼”意味着兼并,就是说,只有兼并才能做大,才能有钱。来钱是最高境界。来字的繁体,中间是个“十”字架,表明企业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扎实。另外三个“人”字,表明把人才网络到一起自然就来钱。——《承德晚报》2001年2月16日原春琳文。
  这里通过对“挣”“生”“赚”“来”四个字形体的剖解,形象地表达了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企业生财之道——挣钱、生钱、赚钱、来钱四个层次的理解。当然,这种剖解并非真正科学的基于造字理据的拆解,而是为自己的观点做诠释的一种有意的“牵强附会”。如果对其“认真”看待,可谓是一种“无稽之谈”。然而这种“无稽之谈”的修辞效果却消融了人们要究其所以的疑虑,使人在这生动形象的“歪解”中对演说者的论点颔首称是。
  解形隐事。这种修辞手法与双关、猜谜颇为类似,都是在显象的表达背后潜存着一个不曾说明的“台词”,这潜在的表义才是真实的意思所在,用来表达那些不便于直说、不必直说或不愿直说的意思。只是“解形隐事”所利用的“资料和凭藉”仅限于字的形体而已。据说清代大才子纪晓岚曾给何坤新建的庭园大门题写了“竹苞”两个大字的横匾,何坤开始还非常高兴,因为“竹苞松茂”本来就是为新建房屋写的吉庆语句,所以满心欢喜地令手下高悬于庭园的正门之上。后经乾隆的指点才醒悟,原来纪晓岚是用“竹苞”两个字的形体组合含蓄地表达了“个个草包”的讥讽之意,可谓绝妙双关。再如:
  (4)一车只想一斤,好个草包将军;两个小孩相助,又请三个大人。
  这是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利用“斩蒋示众”四个字的拆解所做的一首字谜诗,一时在许多人中传播,起到了很好的反蒋宣传作用。
  解形抒志。即利用汉字形体的表义偏旁,来抒发自己的心志或抱负。如我国改革开放后,人们对财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于是人名、店名中“鑫”字大量出现,三个“金”字的组合,表达了人们发财致富的愿望和期盼。再如著名科普作家高仕錤,因不满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黑暗和政府腐败,愤然辞去职务,并更名为高士其。很多朋友对他改名不理解,他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贪钱”,明确表示了自己不与腐败政府同流合污、蔑视金钱权势的高尚情操。
  解形增趣。即刻意地将字形剖解并生发开去,借助联想,将自己“解嘲、戏谑”的意思同“表意”的偏旁牵扯到一起,以字形为道具,阐发自己另外的真实意思:或掩饰,或调和,或巧妙地改变话题……。这种方式往往带有诙谐幽默色彩。恰当使用,可以活跃气氛,增强话语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一次学校召开联欢会,节目单上有“校长训话”一项,竺可桢觉得在热烈欢快的联欢会上“训话”不太协调,但又不好去改,于是上台伊始,他便先从“训话”二字说起:“‘训’字从‘言’从‘川’,信口开河之谓也。”师生听了,轰然大笑。“训话”借助对字形的解说一下子活跃了气氛,抓住了听众。使得整个讲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变形寓义
  
  汉字虽然字形复杂、笔画繁多,但都是由横、竖、撇、点、折等基本笔画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成的,有时更换一个部件,哪怕是一个“点”,往往都会意思迥异。人们正可以利用汉字的这一特点,进行各种修辞活动。
  增笔变义。即在原来字形的基础上稍作增添以改变原义。据说清朝时有个州官在审理一件涉及十多人的盗窃案时,对因为饥饿所迫才铤而走险的犯人非常同情,于是便在案卷的措词上动脑筋,令下属在“纠众自大门人”的“大”字上加了一点,变成了“纠众自犬门人”,这样“大盗”一下子降格为“小偷”,从而拯救了十多人的性命,为百姓所称道。
  减笔寓义。即在原来字形的基础上稍作减损以改变原义。据说从前有个财主开了一家店铺,经常缺斤短两,以次充好。为了招揽生意,财主请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为他的店铺题词。书法家也不推辞,挥笔写了一个大大的“恳”字。财主如获至宝,高悬店铺正中,不断吹嘘炫耀自己多么诚恳待客。可是很多人却暗暗发笑,私下议论。原来书法家是利用“恳”——“艮”(“良”字上面少一点)和“心”的组合,隐含了“良心少了一点”的意思,巧妙地讽刺了财主不顾良心的经营之道。
  转形增义。即把原来的字形调整一定角度,以汉字本身加方向或方位的组合来共同表意。如民间很多地方过春节时都有在门上倒贴“福”字的风俗,以寓意“福到了”。
  更有人发挥奇思妙想,将上面几种汉字修辞方式综合起来表意,既有增笔、减笔,又有转形,组合成一个“形体修辞”的表义串,既含蓄诙谐,又引人人胜。请看下图:
  相传这是古代尤孟娘写给恋人的情书,读来是首绝句:
  长夜枕横意心歪,
  月斜三更门半开;
  短命倒(谐音“到”)今无口信,
  肝长(谐音“肠”)望断无人来。
  此诗别出心裁地利用汉字的长、短、横、斜、歪、倒、残缺等形体结构特点,加之以谐音的巧妙利用,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恋人的思念之情,可谓韵味悠长,妙趣横生,将汉字的形体修辞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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