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诗歌语言：一种特殊的指意语言
作者：潘繁生
行》)句为例，此中的六个词汇，显然不能理解为作者在简单介绍某种景致，显然这里面包含了作者的特殊指意。这种特殊的指意，倒是欧阳修理解得比较到位：“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六一诗话》)以庞德的“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句(《在地铁车站》)为例，“湿漉漉的枝条上的花瓣”，已经另有所指，它指意地铁车站中匆匆“人群”的某种状态。再以车延高的“心的肩膀还扛着，脚却不听使唤”(《月下的我》)为例，句中的“肩膀还扛着”和“脚却不听使唤”，则包含了作者的深刻寓意，已经远离字典的本来意义。
诗歌语言的字、词的“诗性”或“文学性”取决于诗人主观的个性化的指意功能，诗歌语言的结构形式(诗歌语言的字、词的展开——句子或篇章)的“诗性”或“文学性”也取决于诗人主观的个性化的指意功能。以美国诗人威廉斯的《便条》和中国当代诗人于坚的《零档案》这两首诗为例。《便条》：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便条》是威廉斯颇有名气的佳作。这篇作品，若将其文字连缀起来，不过是一篇普通语言的留言条。但是，这篇作品惟其包含了诗人的主观的个性化的指意，才使得这一结构语言变成了“诗性”语言或“文学性”语言。这篇作品的主观的个性化的指意，大致会有这样一些：无私的奉献、爱、人间温暖、感恩、被助者心灵的快慰……等等。这篇作品，惟其经过这样的“变味”和“变意”后才会引起阅读者的审美注意，才会给阅读者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零档案>：照片半寸免冠黑白照／姓名横竖撇捺／笔名 11个(略)／性别在南为阳在北为阴／出生年月 甲子秋风雨大作／籍贯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年龄三十功名尘与土／家庭出身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职业 天生我才必有用／工资小菜一碟 何足挂齿／文化程度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悲伤／本人成分 肌肉30公斤 血5000CC 脂肪20公斤骨头10公斤毛20克眼球1对肝2叶鼻子1个／婚否说结婚也可以说没结婚也可以信不信由你／政治面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民族遥远的东方有条龙。于坚这首诗几似于公文结构语言，设若我们沿着公文结构语言的理解方式去阅读，几乎没法读懂它。而实质上这首诗里包含了诗人的独特的生命感悟。尽管读者还不能穷尽诗人独特而具体的指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里面一定寄予了作者独特生命体验的很多含义。比如“民族：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家庭出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出身年月：甲子秋，风雨大作”等句，可明显地感受到诗人的独特指意，即便是整个作品结构，也却是为作者传达独特生命体验而设置的。
当我们指出诗歌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指意语言两项特征之后，还必须引出另外一个维度，即接受者这一维度。接受者是诗歌语言特殊指意实现的不可分割的一环。不过，这层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关系：诗歌语言的接受者须“迎合”和“牵就”诗人的特殊指意。运用普通语言和科学语言进行交流，接受者是不承认表达者的主观的个性化的特殊指意的，接受者只依据字典意义进行理解，普通语言和科学语言交流逻辑的严谨性即体现于此。设若普通语言和科学语言交流依据的不是字典的意义，那交流便失去了基础，或者说表达者传达的东西接受者无法听得懂，甚或接受者可以指责表达者说的是“疯话”、“废话”。因为，所有的普通语言和科学语言的交流只能依赖于字典的常规共约意义及其义项进行，否则交流将不能实现。
而诗歌语言不同，诗歌接受者与诗人的关系是一种“屈从”的关系。诗歌接受者的接受态度的转变尤为重要。在诗歌交流中，接受者总是承认并允许诗人对语言符号有进行主观的个性化指意的特殊权力，并乐意对诗人的个性化指意进行智力“猜谜”。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种交流也将无法实现。因为，不承认这个前提，交流便落入了普通语言和科学语言的交流模式。因为落入了普通语言和科学语言的交流模式，接受者便可依据字典意义批评和指责文学表达者的表达的不真实、不客观、不合理，甚或可以斥之为“编造”。但须知，这种批评与指责，只是按字典的常规共约意义来理解作品表达的。以屈原的《离骚》为例。汉代对屈原《离骚》的理解有两种意见：一种以王逸为代表，另一种以班固为代表，两者的理解与评价大异其趣。班固在其《离骚序》中认为，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承接了刘安的《离骚》“与日月争光”的评价，于《离骚经序》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比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风，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两者评价的差距，主要是接受理解上的差距。班固依照于普通语言和科学语言的交流理解模式，当然会得出“昆仑冥婚宓妃”及“香草”“美人”等为“虚无之语”的评价结论，当然会认为它与当时最常规的“法度”与“经义”不容。班固的错误在于，没有尊重作者的特殊指意。而王逸则不同，他“迎合”和“牵就”作者的特殊指意，认为“香草”“恶禽”、“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风”、“飘风云霓”等都有着作者的独特的寓意与寄托。单从字典意义，是没有办法读懂《离骚》这篇作品的，也没有办法理解作品所传达的意境。
当然，诗歌语言的特殊指意功能实现必待于接受者的参与。但这种参与是有条件的，即接受者必须有一个接受态度的转变，必须“迎合”和“牵就”诗人的独特指意。设若没有接受者的“迎合”和“牵就”的态度，诗歌语言是不能成就其语言的“诗性”和“文学性”的。比如像“送人一朵玫瑰，手有余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我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野草·秋夜》)；再比如像威廉斯的《便条》、于坚的《零档案》，如果是一个小学生阅读，如果这个小学生只是按照字典的意义进行阅读，并不“迎合”和“牵就”文学表达者的独特指意，上述的诗句与诗作，与普通语言和科学语言没有差别。只有“迎合”和“牵就”文学表达者的独特指意，上述的诗句与诗作，才能显现出“诗性”和“文学性”特征，才能显现出“语言的诗意用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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