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

作者:张伯江




  提 要 本文论证语体意识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文章首先介绍了前辈语法学家对语体差异的重视,进而提出任何一种语体因素的介入都会带来语言特征的相应变化。语体区分就不再仅仅是口语和书面语的二极对立。然后通过几项典型的研究,展示了语体视角在发现语言事实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语体彰显了使用条件,因而是对语言事实最好的解释。结论是:要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实例,在合适的语体里合适地解释实例。
  关键词 语体差异 语体分类 语法规律 语法事实
  
  一、前辈语法学家重视语体差异的传统
  
  语体因素是否影响语法规律的概括,如有影响,是局部影响还是全局性的影响,这样的问题,在功能主义语言观全面引人汉语研究之前,几乎没有正面提出来过。功能语法学者把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的看法是:“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严谨的语法学家如果打算忽视语体的区别而提出汉语语法的规律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依据来。”(陶红印,1999)
  其实汉语的语体问题是伴随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整个过程的。有了白话文运动才有了现代汉语研究,但是白话的定义究竟是什么,白话跟文言的界线究竟怎么划分,是个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吕叔湘先生在六十多年以前就专门写文章探讨文言与白话的界线问题(吕叔湘,1944),值得注意的是,吕先生这篇文章关注的虽然是文言与白话的界线,眼光却触及对话与叙述、说明与议论、应用与文艺等多种文体的对立问题。可惜的是,这些问题后来并没有引起语法学家的充分重视,只是在修辞学领域里有所讨论。事过二十多年以后,吕叔湘先生在强调“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这一观点的时候,把文体影响语法的问题明确提出来了,他讲到的汉语跟外语、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普通话跟方言的对比或许人们都不难意识到,但是普通话内部不同语体的对比,是不是有同样高度的意义,吕先生的态度是肯定的,他说:“近年来英文的语言学著作里讨论这个问题,常用register这个字,我想可以译作‘语域’。语域的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范围,也可以说是语法和修辞的边缘学科,是以往探索得很不够的一个领域。”(吕叔湘,1977)1985年6月,吕叔湘先生在与笔者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汉语语法规律约束力不强,很大的原因是我们总结规律的时候没有区分出不同的语体来,各种不同风格的语言现象摆在一起,得出的只能是最大公约数;如果把各种条件摆出来分别地看,是各有不同的规律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眼光深刻的语言学家把语体问题拿到方法论高度来认识。朱德熙先生表达得最为明确,他指出:从语料中抽绎出什么样的语法规律,跟研究者是否把语料内部的不同层次区分开有密切的关系。“书面材料驳杂不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现象。如果不是经过严格的选择和分析,凭这样的资料得出的结果恐怕既不足以反映口语,也不能真正显示书面语的特点。”(朱德熙,1985)“语料包含的层次越是复杂,语料内部的均匀性和一致性就越低,能够从中归纳出来的语法规律也就越概括,作为规律的约束力就越弱。”(朱德熙,1987)此后,胡明扬先生也专文强调了语体影响语法概括的问题:“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带来最大困难的是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现代汉语这两种不同语体之间的差异反映在各个方面,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很难‘调和’,给语法学家带来几乎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少人似乎还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异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严重影响。不少人不加考虑地认为,在剔除了方言成分和文言成分以后,现代汉语书面语基本上还是一个均质的系统,口语和书面语尽管有些差异,不过在语法方面的差异是细微的,至少不会影响一般的结论。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胡明扬,1993)应该说,基于语体区分的可操作的语法研究方法,在这些前辈语言学家的呼吁下,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口语和书面语不是最反映语法事实的分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着眼于语言的交际功能,从交际应用的角度考察语法结构的形成。交际是取决于场合的行为,因此语体的区分就成为功能研究必然要强调的方面。不同的交际需求会导致不同的语法选择。从这个视点来看,语体区分就不再仅仅是“口语”和“书面语”二极对立。陶红印(1999)指出:“言谈交际涉及的方面很广,因此语体的分类不可能从任何一个单一的角度穷尽分类。”他详细介绍了当代语言学在语体观察方面的一些新的视角,诸如传媒(medium)和表达方式(mode)的对立,有准备的(planned)和无准备的(unplanned)对立,庄重的(formal)和非庄重的(informal)对立,等等。这些特征的具体含义详见陶文,我们就不再重复。我们想指出的是,任何一段现实的语言材料,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其语体特征,也就是说,都是不同特征交汇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简单化的认识,也许都会导致我们迷失了我们使用这种语言材料时候的原本目的。
  举个例子说,汉语语法学界常有拿相声的语言材料作为口语研究依据的传统。如果说我们较多地关注口语的词汇形式和某些短语形式的话,相声素材里确实比较集中;但是语法研究的目的显然不限于词汇形式,语法学者对口语更多的是关心在当面对话场合,说话人的心理活动及相应的谈话策略的调整,是如何反映在语法特征上的。我们不想否认相声作为口语语言的代表性,但必须指出的是,相声是一种“有准备的”语言形式,每一句话都不是现场的即时反应,对口相声两人之间你一句我一句的对话,每一句话说出之前都已经有现成的脚本存在于说话人脑子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相声的“对答”只是形式上的一人一句,并不是具有心理交互意义上的言语互动行为。看一小段实例:
  (1)甲: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乙:啊。
  甲: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作的。
  乙:是啊?
  甲:能写。
  乙:噢。
  甲:过去呀,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乙:可不是吗?
  甲:撂地儿。
  乙:哎,没有上舞台的。
  甲:没有多大学问,不会写字儿。
  乙:哎。
  甲:解放以后,学文化。
  乙:是。
  甲:学政治。
  乙:哎。
  甲: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乙:是嘛!
  甲:啊。现在曲艺界里边儿,也有了作家。
  乙:作家?
  甲:不简单啊。
  这样的“对话”,基本没有体现对话的实质特征——互动性特征,基本是以一人为主导,另一人并不主动参与;谈话的进程是以“甲”事先设计好的步骤进行的,不容打乱;没有现场信息的交流,“乙”基本不提供新信息。应该说,这样的“对话”,我们无从观察对话双方的心理交流过程,也就无从描写对话中信息交流的规律。
  再看一段无准备的自然对话片断:
  (2)甲:哎哟我那天去我那屋儿里,还有一,半箱啤酒呢,那什么时候发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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