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中国修辞史》序
作者：郑子瑜
最近有易蒲(宗廷虎)、李金苓的《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宗廷虎的《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相继出版。如果连较早出版的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也算在内，则共有三本修辞学史问世了。听说袁晖、宗廷虎主编的《汉语修辞学史》也将出版。至于修辞史呢，希望也会有人肯动笔写，以填补这一空白。(《修辞学习》1990年第4期)之后，时光又流淌了10年，还未见到《修辞史》专著，但我注意到，研究修辞的论文已有多于修辞学论文的趋势，并且得知于广元、郭焰坤先生已各自发表了修辞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因此我于2000年又在《修辞学习》上发表文章说：“预料《中国修辞史》的问世，已是为期不远了。”这反映了我的热切期待之心。
新世纪初，宗廷虎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了他有攻治“中国修辞史”这一课题的打算，不过是想排在他的另一科研项目之后。我看信后大喜过望，心想：终于有人想啃这块硬骨头了!我对廷虎先生的学养、科研上的决心和毅力是十分了解的，接信后当即复函表示赞赏和支持，并且建议他能否将科研计划调整一下，将写修辞史的计划提到前面来，因为修辞史研究多年来一直是空白，急需填补。隔了一段时间，廷虎先生来信说，他很重视我的建议，并且已即刻行动，不但拟订了撰写计划，还找吉林教育出版社张景良先生说了此事，景良先生和该出版社领导都特别支持，同意纳入该社出版计划，计划出版二卷本，从先秦写到当代。他说正在物色撰写人员，因为出版社提出希望能在“十五”期间，即2005年末出书。时间紧，只得多找帮手。他特别提出邀请我与陈光磊先生和他共同主编这套书，并说，希望由我担任名誉主编。我复函说，攻这一课题，我当然大力支持，我已呼吁了十几年，现在真的能即刻付之实现了，当然十分高兴，但因我已年近九十，不能亲自撰写，何况又远在新加坡，合作搞科研多有不便。宗先生来信说：具体事由他与光磊先生主持，他们只要我在大事情上把把关就行了，仍坚请我任名誉主编。我见盛情难却，对这一项目，我又一向怀有深厚的感情，就同意了。
几年来进展还比较顺利，基本上按原订计划执行。其问，廷虎先生寄来了《(中国修辞史)撰写说明及大纲》。前后开的四次作者会议的情况(张景良先生几乎每次都来与会)及每年的大致撰写进度，廷虎先生均随时向我报告。后来我请到了中国学术界泰斗、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当这套书的顾问，出版社又将该书上报新闻出版署，经批准被列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最后因撰写字数超过计划，经廷虎先生与出版社协商，又决定将原定的出版上、下两卷本，扩大为上、中、下三卷本，预计字数达150万左右。宗先生多次提到作者共同的感觉是：因为前人未曾留下这方面的专门论著，可资借鉴的成果极少，从浩如烟海的古今作品中收集史料，到由什么角度切入，怎么写，几乎每一步都异乎寻常的艰辛。连三四十岁的作者，几年中都平添了几许白发。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几十年来，我在《中国修辞学史》领域中艰难跋涉的情景历历在目，创业总是艰辛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攻治“中国修辞史”的难度，目前还超过了攻治“中国修辞学史”的难度，因为前者工程更为浩大，参考资料要少得多，前人提供的探索和经验教训也寥寥无几。但我认为：唯其艰辛，魅力才更大；唯其空白处多，写出来以后，对学术的奉献也可能更大。
我想对本书的作者队伍作一简介。我认为由廷虎、光磊先生物色的这支队伍，特色比较鲜明。三卷本的名誉主编、主编和作者连我在内共10人，呈现着以下特点：第一，治史有一定经验。其中有一半的人员是从研究修辞学史转入研究修辞史的，除我们三个名誉主编和主编外，李金苓、吴礼权先生均曾撰写过多本修辞学史，是颇具经验的作者，完全可以而且必然会将攻治修辞学史的经验带入修辞史研究当中来，因为研究不同的“史”，虽有特性，也有共性。另外郭焰坤、疏志强都发表过修辞史的论文，他们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第二，作者老中青三结合，以老带青。这支作者队伍的年龄分布十分均匀，而且中青年占多数。开始撰写书稿时，作者中最年轻的才近三十岁；另外有三十几岁的，有四十几岁的，六十几岁的，七十几岁的，我是八十几岁的。通过几年的撰写，目前以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七十几岁，一直到我今年九十岁。作者队伍可说真正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而老年作者在其中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廷虎先生对我说过：撰写书稿的整个过程，既是大家学习、提高见识的过程，也是培养中青年学者的过程。促成果与出人才是同步进行的。通过多次开会讨论、切磋交流、个别商量、反复修改，大家都觉得受益良多。目前书稿已接近完成，有的中青年成员表示，以后还要沿着这条路研究下去，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课题甚多。我相信这次合作，仅仅是他们在修辞史领域发挥潜力的开始。第三，作者中的学历和职称都较高。例如6位中青年作者中有博士5人，其中2位还是博士后。在主编和作者共10人中，有正教授7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人)、副教授3人。由于中青年占多数，又均经过复旦大学较长时期的培育，即使最年青的作者，也发表过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均积有一定的科研经验，而且他们闯劲较足、拼劲较大，所以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第一套修辞史。第四，这支队伍与中国的百年名校——复旦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我来说，我是深受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作——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影响，才开始探讨中国修辞学史的，其间又受到了复旦大学另一位名教授郭绍虞先生的指点，后来我又被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其余9人中，有的是望道先生的学生(廷虎、光磊、金苓先生都在望道先生创建的语言研究室里从事科研工作多年，光磊还是望道先生的第一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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