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钱钟书修辞学思想的系统“演绎”
作者：郑心灵
《演绎》有三大亮点，我们概括为六个字：整合，贯通，演绎。
钱钟书无修辞学专著，其修辞思想大都散见于他的考订鉴赏性著作和文学批评论文中，而要把这些认识挖掘出来，无疑要对钱氏的著述进行一次较为彻底地检索。对此高万云先生作了大量工作，除了外文著述和晚出的《钱钟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等，他对钱钟书的重要学术著作如《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等进行了全面扫描，同时也对钱氏的学术论文、信札甚至一些谈话记录作了搜集整理。从所引用的学术性文字看，《演绎》最早引用的是钱钟书1930年发表在《清华周刊》的《小说琐证》，最晚的是钱氏1988发表在《随笔》第5期的《模糊的铜镜》，时跨近60年。我们知道，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所引语料多为先秦以来的经典文献和国外的相关例证，所述思想也大都是中西合璧的修辞学思想，所以整理归纳起来难度可想而知。虽然这种归纳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漏和偏误，但整体而言，《演绎》对钱钟书修辞思想的“整合”功不可没，这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
“整合”只是基础工作，而把钱钟书近六十年“万殊”的修辞学论述梳理出“一贯”的修辞学思想才是《演绎》的中心任务。在修辞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钱钟书虽对中国修辞学有贡献，但论述支离，不成体系。然而，高万云先生却别有新见，他认为，钱钟书不仅是修辞学家，而且是与陈望道双峰并峙的修辞学大家。因为他发现钱钟书的修辞论述虽零散但却有着紧密联系，稍事整理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于是《演绎》对钱钟书的修辞学认识进行了系统化编织，归纳出钱钟书修辞研究的十个方面：语言观和修辞观、文学修辞论、理解修辞论、词句篇章修辞论、辞格论、文体论、语言风格论、修辞批评实践、修辞史研究、修辞研究方法。这十个方面，《演绎》并不是把钱钟书的修辞学论述作物理性的归并，而是融汇各个时期、贯通各部著作，或合并同类项，或互补互释，最后生成严密的体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高万云先生并不仅仅把钱钟书散见在各个时期的修辞学论述贯穿起来，而且，他还把钱氏的未尽之意作了逻辑推演和延伸。我们知道，钱钟书的研究方法大都是“管窥锥指”，微观考释，很有一些现象学的意味，结论往往让事实自证，这自然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对此，高先生不仅对其论述进行梳理归并，而且还对其进行“演绎”，而这正是该书的主旨所在。如在论述钱钟书对中国传统的“修辞立其诚”的认识时，全面总结了钱氏的辩证观点：一方面，钱氏认为修辞须“立诚”，强调既要平日修身端正，也要言说修辞诚信。另一方面，钱氏更认为“立诚须修辞”：“必精于修辞，方足立诚，非谓立诚之后，修辞遂精”，可以说，这种对修辞与道德关系的认识，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钱氏举了不立诚而求效的修辞行为，如言道通于兵道，如史传中的代言，如刻薄人善作文字，如文学修辞等，有的难定诚伪，有的以伪求效，而这却是修辞的追求。不过，钱氏的结论性文字并不多，主要表现在古今中外的具体文例上。对此，高先生并不仅仅对钱的零言散语作归纳，而是以此为基础作逻辑“演绎”，首先指出“诚”之内涵：“‘修辞立其诚’至少包含三个判断，一是逻辑判断，即修辞的内容要真实；二是道德判断，即修辞的态度要真诚；三是功利判断(主要是审美判断)，即修辞的目的要真切。这三个方面又往往互相叠合、互相交叉、互相对立，于是就使得这一“命题”——其实是言语形式表现出复杂性。”其次指出“诚”的标准难以统一、难以判定的问题。最后通过钱钟书的例证推导出修辞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说‘立诚’不是修辞的本质。那么修辞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钱钟书的认识是值得重视的。钱钟书认为，由于语言中言与意的复杂关系，也由于语言的非自足特征，所以人们必须借助修辞去弥补言难尽意的缺憾。即：在特定的语言天地，表达守经而达权，理解守常而通变。相反相成，万殊一贯。简言之，钱钟书所说的修辞，就是智慧的言说和接受，可以说这是最接近修辞本质的理解。”可以肯定地说，钱钟书的这个结论是高万云演绎出来的，它不但基本符合钱氏的认识，而且推演出了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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