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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死亡”异辞多样性之社会成因浅析
作者：马慧茹
关键词 相关 意指 生成 固化 争夺 企图
汉语中表达“死亡”的词和词组(除“死”字外通称“死亡”的异辞)，据不完全统计，不下二百种。其中既有所谓“天子死日崩，诸侯日薨，大夫日卒，士日不禄，庶人日死”为代表的上层文化规范表达，也有“过世、翘辫子、一命呜呼、见阎王”等民间文化原生态表达；既有“卒、殁、疾终、溘逝、仙逝、弃世、下世、作古、千古、长眠、安息、隐化、迁神、解驾、遁化、迁化、迁形、捐舍馆、就木、殒命”等书面表达，也有“上西天、伸腿、钻烟囱、去了、走了”等口头运用；既有“牺牲、就义、捐躯、殉职”等褒义色彩的强调，也有“一命呜呼、蹬腿、断气、完蛋、见阎王、下地狱”等贬义色彩的突显；既有“晏驾、殇、孤露、圆寂、殉”等与死者社会角色相关的专门性指称，也有“亡、没、丧、终、故、逝、殒、不起、绝命、弃手足、弃堂帐、物故、溘逝、弃养、亡躯、作古、谢世、弃世”等不论对象的普泛化使用。
为什么汉语中“死亡”异辞如此之多?这样复杂的“死亡”异辞折射着什么?本文拟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对其社会成因作粗略分析。
一、生成与固化过程的多样性
“死”在甲骨文中写作ぇ ぅ，“象跪拜垂首凭吊于骨旁之状”，表达的是人自然生命本身终止或失去的过程，即“死亡”异辞共享的理性意义，是象意字。因其象意，所以并不能确切、完整地表达“死亡”现象的全部相关，而任何一个相关都有可能因为语言实践的需要，依据不同的路径，全方位外逸以寻求更有效的表达。生死事大，汉文化中“死文化”相当复杂，语言实践的需求多，通向表达的路径多，相关生成的意义多，“死亡”异辞自然也就多。
1、意义生成过程的多样性 “意义产生于我们通过各种符号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或占有符号之时”，它是思想的翻译，心理表象的运作。“死”的异辞可以直接意指，如“天”，“倾头也，倾头则头屈，有天曲之意。”；也可以间接意指。如“亡”，“用半截刀身及刀柄形表示其刀头已经折断，失去，无用，引申而泛指无有，后引为逃亡，死亡”。这是异辞生成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还受三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意指向度的影响。所谓意指向度，指的是从理性意义出发，“死亡”的相关顺着不同的意义走向，依据不同的强弱程度，实现语言符号表达的可能性。通常情况下意义走向顺应汉文化中关于死亡的知识体系、观念与道德准则的走向，意义强弱顺应表达主体的当下情绪。比如敬仰的向度下，有高强度的“崩”，所谓“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战国策·赵策三》)；否定的向度下，则有高强度的“灰靡”，所谓“广汉以好利丧身，牛缺以载宝灰靡”(晋·葛洪《抱朴子·安贫》)。意指多向度放射，在不同方位、不同情绪点，形成不同的“死亡”异辞。
其次，隐喻修辞的影响。隐喻是意指过程的技术选择，与忌讳直言死亡的社会习俗有关。如前文所引，喻体可空间可时间，喻指可深可浅。浅层隐喻如“绝命”，深层隐喻如“弃养”，等等。隐喻本身的无限可能，导致异辞生成的无限可能。
第三，语境的影响。在具体语言实践中，“半成品”的“死亡”异辞，和其他理性意义的词汇功能性横向组合，生成语境意义。杨沫《青春之歌》“敌人打来了，什么儿子、家，还不是一齐完蛋!”“完蛋”换成“弃世”不妥；冰心《晚晴集·追念振铎》“振铎同志的飞机出事，十八号在喀山遇难了。”“遇难”换“作古”，则无法理解。不同的语境需要不同的表达，这是语境要求带来的异辞可能性。
与此同时，意指向度之间、隐喻之间、语境之间，又都可能出现无数的旁支，以理性意义为核心，形成完全开放式的意义空间，使意义的节点无边界运动，形成网状交织，进一步使异辞的形成复杂化。
2、意义固化过程的复杂性意义生成之后，需要大多数人认可并运用，才能固化下来。固化可以看作由横纵二轴构成，纵轴是社会契约，横轴是共时的语言横断面。
社会契约，即约定俗成，保证了异辞意义的相对稳定，并代代相承，不断累积，所以我们既能理解古代文化语境中的“薨”，也能理解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钻烟囱”。但任何社会契约都非一成不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契约，语言也随之被改造，或生成新的表达。汉代时只有大夫之才可称“卒”；唐宋以后百姓死都可称“卒”；互联网时代有网民把人的死亡叫“game over”，是网络的约定俗成。
横轴是共时状态下的语言横断面，即索绪尔所论述的棋局：“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死亡”异辞的意义固化，还依赖于同一语义场上他者属性的参照和介入，这一点在语言应用上尤为突出。
他者属性既可以来自于意义的程度轻重，如“逝世”比“亡故”尊敬程度重；也可以立足于范围的大小，如“亡”比“夭”的使用范围大；还可以体现为搭配对象的不同，如“弃养”用于父母，“圆寂”用于僧尼；还有主动与被动的不同，如“捐世”强调主动，“毙命”强调被动。区别产生意义，他者属性构成多种维度，纵横交错，彼此参照，“小异”的差别超过了“大同”的内涵，由此，“死亡”异辞也就越来越丰富。
二、意义争夺产生的多样性
所谓意义争夺，即在语言生成过程、结果、阐释、运用等方面，历史、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有意识、倾向性介入。汉文化基本上是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化。“儒”源于巫祝，专门从事丧事活动，乃至形成一个社会集团。生死观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锰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不朽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也”(《论语·学而第一》)的治世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札”(《论语·为政第二》)的忠孝观，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都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有尊即有卑，有旧必有新，有“精英”必有大众，有主流必有边缘，而且对立的双方处于变动中，有对抗有妥协，有交流有融合。体现在语言上，也丰富了“死亡”的异辞。具体表现为：
首先是“上层”与大众争夺产生的多样性。“上层”作为各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强化阶级差异，维护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地位，会构建出有专利色彩的语言体系，如《礼记》对不同社会等级成员之死的表达界定，就是统治意识、“精英”意识的体现。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在文化资源的占有上没有足够的选择空间，话语权有限，他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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