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修辞与当代西方史学论争
作者：刘亚猛
关键词 跨学科 修辞意识 “研究修辞” 史学理论“新历史”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一、从“修辞学术”到“学术修辞”：修辞意识对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渗透
有关20世纪欧美修辞学发展的叙事虽然零零总总，大多却倾向于将这一发展总结为西方传统修辞的复兴以及在这一复兴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通常意义上的学科，并且往往在勾勒修辞思想演变过程时仅将目光投向被确认为“修辞学家”的那些学者。这两个倾向掩盖了对于正确认识二十世纪修辞学术进步十分关键的两个事实：其一，当代西方修辞与其说是一门自成一体的学科，不如说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二，当代修辞思想的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可以被称为“修辞意识”的认知形态对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放射、湮散和渗透，以及隶属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对丰富和发展这一意识作出的贡献。这两个事实密切关联、相辅相成。跟现代学术体系原本格格不入的古典修辞通过将哲学、法学、文学批评、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不同理论视角和资源引入自己的实践领域，在发展“修辞学术”、将自己改造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获得了“跨学科性”这一基本特征。在其新研究平台上形成的“修辞意识”随后又被其他领域学者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解读工具和理论资源引入他们各自的学科。这一逆向引进到1960-1980年代蔚为风气，形成了所谓“研究修辞”(“rhetoric of inquiry”)运动。参与这一运动的学者不少人具有非修辞学科背景。他们从修辞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领域，认识到说服和论辩不可避免地是自己所属学科话语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一认识上的飞跃使修辞的影响扩展到整个学术领域，出现了将学术研究本身重新定位为一种特殊修辞体裁即“学术修辞”的大趋势。
这一趋势的出现是极不寻常的，它标志着修辞影响力在学术领域的突破性扩展。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学者鲜有将学术跟修辞挂上钩的。如果有谁将学者们所从事的工作看成是一种“修辞实践”，他们大都会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倒不是因为学术界对“修辞”也持有一般人的见识：仅把它和政客天花乱坠的言辞或商家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联系起来，看成是与“实话实说”相对立的一种虚矫、夸张的“不实之词”。学者之所以对修辞感到不齿，是因为他们通过在加入学术界时必然经历过的社群化(socializing)过程早已内化了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第一，学术的产物是“知识”，而修辞的产物是“意见”，两者的认识论地位截然不同；第二，学术推理和论辩基于确然性逻辑，而修辞则基于或然性逻辑；第三，学术尤其是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普世、恒定的，超越了具体时空的局限，而修辞分析或构筑的成果只适用于特定、具体的范围。
对这三个观念内化的程度因学科而异，在自然科学领域最为彻底。这就是为什么从修辞的角度对科学话语进行再认识在科学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多是非科学家出身但是对科学感兴趣的修辞学者。在当前流行的两种版本的“科学修辞”中，“弱势”版的倡导者并不否认科学就其核心知识而言超越了修辞性并带有确然、普世、恒定等定义特征。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知识的生产、流通所不可或缺或无法摆脱的那个社会文化语境，科学家的内部交流，以及科学家和公众的话语互动等方面。聚集于“知识社会学”等旗帜下的“强势”版“科学修辞”倡导者则认为科学的定律和法则无不带有内置的“时机性”(kairos)，只在一定时空语境内适用，因此甚至连科学的核心知识在本质上都与修辞无异。在两个版本中占上风的始终是“弱势版”。然而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科学修辞”在科学界内部一直应者寥寥，不成气候。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研究修辞”在人文科学和所谓“软科学”领域获得的重大进展。从人类学到心理学，社会学到法学，政治学到经济学，修辞观念的引入给所有这些领域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首先，修辞视角极大地提高了学者们对各自领域的观念基础、研究方法和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能力，促使他们意识到人文科学的所有理论构筑都与历史、文化有化解不开的关系。随着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向学科的构筑程序，原来深埋不露的各种权力关系，原来鲜有人关注的学科“合法性”来源，都开始成为正当议题，被热烈讨论。其次，修辞思想历来以修辞者为中心，强调修辞者的施事能力。修辞对人文科学的渗透使得“动源”(agency)、“意图”等关键词重新进人流通，使“人”的观念在这些早已被改造得“不具人格”(impersonal)的学科再次确立其中心地位。第三，修辞意识的提高还凸显了“研究者／学科话语／受众”三者间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审视使学者们看清了人文学科话语的说服和道德本质及其内在的解放(emancipatory)和批判功能(Roberls & Good 1993:8-10)。
修辞意识在人文科学各领域的迅速蔓延和“研究修辞”运动的蓬勃发展导致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理查德·罗蒂将它看成是继“语言转向”、“解读转向”之后出现的又一重大智力思潮，并命名为“修辞转向”(Simons 1989:vii)。本文拟以当代史学理论为例，对“研究修辞”运动在这一领域的表现进行回顾，并在这一回顾的基础上对当代西方修辞研究“跨学科性”的特点进行探索和归纳。
二、关于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两个宏大叙事
有关西方现、当代史学发展脉络的“标准故事”长期以来都以“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取代作为其情节主干。所谓“传统史学”指的是发端于19世纪，在“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倡导的“科学”史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个史学实践模式。兰克认为修史的目的不应该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而必须是不带目的和价值判断，“如实地讲述事件发生的情况”。为了原原本本地再现过去的情境，他要求史学家力戒以今人的目光和思想感情来看待和感受过去的事件，并将史料仅仅局限于与历史事件同时代或直接相关的资料。在兰克“历史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历史学派以政治演变和政治精英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以对史料的考证以及在这一考证基础上进行的叙事构筑作为其基本方法，力图将历史改造成一门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系统和独特方法论的“科学”。
尽管这一学派在二十世纪不断得到发展，对其提供的实践范式的批判和反拨早在世纪初就开始出现，到1920年代之后更形成了以法国“年鉴派”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历史家”群体的史学创作实践和理论为代表的新模式。这～新模式一反传统观念，主张以包含社会史、文化史、智力史和科技史等在内的“总体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放弃以叙事为基本框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