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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量词搭配中隐喻意义的构建
作者：骆 琳
关键词 量词 隐喻 认知 构建
汉语的量词系统十分发达，量词教学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然而，一直以来由于受到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观点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词的搭配、句式结构是约定俗成的。因此。在量词教学中，有关量词与名词、动词的搭配，似乎只是汉语的习惯，无规律可循，尤其是量词与抽象名词的搭配，如“一丝嫉妒”、“一线生机”、“一点意见”等更是只能靠死记硬背来学习。事实上，石毓智(2001)指出，量词的类别和数目的设立远非随意，而是深刻反映了汉民族认知上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特征。同样，量词的搭配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即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于说明和理解另一领域中经验的思维方式。本文主要探讨在汉语量词与名词的搭配中如何实现隐喻意义，旨在对汉语的量词教学有所启发。
一、汉语量词搭配中的隐喻认知
隐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映射，是从“始发域”(source domain)向“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隐喻存在的基础是不同概念范畴之间的相似性。从修辞功能上讲，语言的运用正是从特定的概念范畴人手，将人类某一领域的经验借用来表现另一领域的经验，从而创建一个新的概念。在词语的搭配上，隐喻是以一个异质而同值的语词置换在常规词序中应该出现的语词，即利用语义场相互制约的手段将属于不同语义层次的词项组合成看似异常、荒谬的字面形式，通过其内部的语义相关(相似点)把原来的语义限定转移到新的语义上，把不合逻辑的字面组合变得符合情理，使字面上难以解释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合乎情理的意义。
量词搭配隐喻指的是在话语使用中出现的量词与与其搭配的名词或动词之间构成的隐喻，赋予量词以显示不同事物的相似的空间量与空间义的能力，从而使得量词与名词、动词与量词之间不合逻辑的字面组合变得合情合理。如量词“条”与“铁路”、“街”搭配，构成“一条铁路”、“两条街”，属于原型性的搭配关联，该个体量词同与之搭配的名词属同一语义范畴。而“一条建议”、“一条新闻”的搭配显然存在语义冲突，但人们大都会在心理上认同该结构与之前的一类结构属同类概念范畴，认为它们具有相似的性质特征。这是一种语义范畴的扩大化，是通过隐喻(包括转喻)、意象图式的转换与规约的心灵意象等认知手段，在“铁路”、“街”与“建议”、“新闻”之间找到某种相似性，从而使个体量词由对具体事物的描述转移投射到抽象概念域，形成跨语域范畴的搭配，在其与“建议”、“新闻”等抽象名词的组合中产生隐喻义，而原有的语义冲突被消除。
量词搭配隐喻的特点是量词本身充当喻体，在量词搭配隐喻中被省略的不是本体(tenor)而是喻体(vehicle)，即说话人借用表示比喻物数量的量词设喻。如“一脸难堪与愧疚”，“脸”本是具有空间义的名词，临时充当量词仍表空间义，而“难堪”和“愧疚”表示人的心情和情绪，是抽象的、非空间特征名词，但在此搭配中，“难堪”和“愧疚”被喻为了有形的，可以量化的实体。
二、汉语量词搭配中隐喻的构建
范畴化是一个把相似事物概括为概念的过程。人们在认识和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从未进入过自身认知体系的概念或事物，这时人们总是习惯于运用已有的概念与语言符号体系去了解和把握新的事物或概念，形成一种类比认知，使后认知的事物参照已认知的事物形成概念，而已形成的概念结构则会强加于新认知的事物。由于典型事物是“一般占有一定的空问，随具体事物类型的不同而表现出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特征”的事物(陈平，1988)，这些特点要求修饰它的词语同样具有空间义，而汉语的个体量词除极少数“语义虚化程度较强的”通用型个体量词“个”、“门”等以外(邵敬敏，1993)，绝大多数有直接表事物空间形状的意义，这样也就形成了名、量相互搭配与选择这一语义的“互溢”现象。而对那些没有直接表形状、空间义的量词，人们也可以根据量词的“系联”或替换间接地获得表达事物的空间的意义。如量词“个”在不改变事物的数量意义的前提下，可以替换几乎所有的个体形状量词，而不直接表形状的量词如“位”、“只”等又可以与“个”系联，从而间接地表达事物的空间义。
同样，汉语量词，尤其是空间义量词具有较强的空间特征，容易激活人脑中的视觉意象，产生相似的意象图式，在类比认知能力的作用下，通常要求其后续名词也具有同样的空间义。表实体事物的名词自然具有典型的空间性特征，而不表实体事物的抽象名词空间性特征的获得则是实体隐喻化的结果。由于同一个名词可以与不同的个体量词搭配，同一个个体量词又可以搭配不同的名词，而这些不同的名词基本属于同一语义范畴，这样就可以将与同一名词搭配的不同量词在语义上系联起来，然后通过这些语义上可以系联的量词再与不同的名词搭配，进而可将不同的名词从语义上系联，从而将更多与这些名词相关联的名词纳入同一语义范畴，通过隐喻意义的构建，使更多的量名组合合理化。如：量词“场”，原指适应某种需要的比较大而平坦的地方，用于修饰文娱体育活动时，有“一场演出”、“一场球赛”、“一场电影”等用法。但同时，“场”又可以用于“一场考试”、“一场辩论”、“一场大雨”等结构中，这是因为，“场”除了可以指具体存在的地点外，本身还含有表“持续状态”的语义特征，能够与具有相似语义特征即“持续状态”的词“考试”、“辩论”、“大雨”等构成隐喻，而“考试”、“辩论”、“大雨”等词又与“灾难”、“风波”、“战争”等抽象名词属于同一语义范畴，这样，“场”可以与“灾难”、“风波”、“战争”搭配，实现量词与抽象名词间隐喻意义的构建。
又如，表非实体性事物的抽象名词“恋情”本来不具有空间性特征，但由于该词具有时间性、阶段性的语义特征，而时间是空间的隐喻化，经过空间隐喻，由一维线性事物转换成空间上的一维线性图式，“恋情”作为与时间属于同一语义范畴的词语，能在人们大脑中激活相同的意象图式，而这种图式又与像“路”、“甘蔗”等表实体性事物的具体名词所形成的长条形线性图式相似，这样“恋情”就与“路”、“甘蔗”一样，共同归于表长形事物的语义范畴之中，获得了空间义和空间量。名词“甘蔗”、“路”与量词“段”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表示长条形事物，它们的搭配属原型性关联，而通过意象图式的转换，“恋情”与“段”的搭配则有赖于其间隐喻意义的构建。
三、结束语
Lakoff和Johnson(1980)把概念隐喻定义为“跨概念域的对应”，即用熟悉具体的概念去理解和感知抽象的、难以直接理解的概念，其基础就是经验。因此，概念隐喻及其相应的语言结构都不是任意的，而是以物质和文化的经验为基础。词语的搭配关系正是认知结果的反映。
在对外汉语量词搭配教学中，引入隐喻意义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将离散的量名、动量搭配现象组织起来，让学生建立所学的新的量词搭配与原有搭配的关联性，这对学生有效地理解、掌握和运用量词搭配大有裨益。
当然，在隐喻意义的构建中，由于社会和文化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隐喻的理解也是一种受文化制约的认知映射过程。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受着不同的文化熏陶，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角度各不相同，对事物的认知也会不同。认知过程和结果必然渗透着文化因素，而由特有的文化经验认知所形成的隐喻就必须从特有的文化含义来理解，因此，在对外汉语量词搭配隐喻意义的教学中，文化背景知识的介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