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格局与走向
作者：袁 影
力”和“知识”构成的福科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模式。多范畴模式的优点是分析全面、系统性强，但是范畴过多如五个或以上，每个范畴的分析较难深入，容易出现内容空泛、分析刻板的情况，并且较难操作长语篇的分析。
复合模式：当代修辞批评模式的研究和应用还体现出了两个或更多模式的融合。加斯坦聂斯(Gustainis,1982)在《社会运动修辞的文类批评》一文中认为将文类修辞批评与社会运动修辞批评相结合可对后者产生更好的解释力；米切尔(Mitchell,1997)在博士论文中则将美国的几种修辞批评模式与英国文化研究相结合创设了一个由隐喻、社会神话等来自不同模式的范畴组成的文化修辞批评复合模式，而波尔斯达尔(Ball-Stahl,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则将修辞批评与生态批评、伦理批评相结合，创建了一个生态伦理修辞批评(Eco-ethical rhetoricalcriticism)，并用于分析当代电影和小说。复合模式应是未来修辞批评模式创新的主要途经，但是如何选取原有模式，如何协调来自不同模式的范畴，如何增强复合模式的粘合性都是仍需探索的重要问题。
以上的四种类型格局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西方修辞批评方法的概貌和基本特征，但任何的归类都不能涵盖所有的复杂情况，都只是一种方便而已。总体而言，当代西方修辞批评呈现出明显的模式意识，重视批评模式的建构及应用，虽然各类模式都存在需要克服的问题，但各自都有适于分析的修辞现象，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较强的可继承性，而改造前人模式、吸收不同学科的成果来创建新模式，并用于分析当代生活现象正成为西方修辞批评的发展趋势。此外，在关注模式的创建和应用的同时。当代西方修辞批评也更加重视对话性，并对批评本身进行了客观的反思和评价。
三、西方修辞批评在中国的两种研究走向
西方修辞批评在我国已有一定的译介和研究，已收集到的相关书籍有以下几本。海外学者常昌富、顾宝桐编译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1998)及《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1998)预示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两种基本走向：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前一本译介了一些西方修辞批评理论，如维切恩斯的《演讲的文学批评》、布拉克(Black,Edwin)的《修辞学批评：方法之研究》等；后者主要为几大修辞批评模式的论述和范例演示。此两部书是本文收集到的国内最早且仅有的西方修辞批评译介文献，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新世纪初，胡曙中先生出版了英文本《英语修辞学》(2002)，全书的最后一章即为“修辞批评”(Rhetorical Criticism)，向读者提供了理论阐释和两个操作范例；另外温科学先生在《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2006)以及从莱庭、徐鲁亚两先生在《西方修辞学》(2007)著作中都辟有“修辞批评”专节，进行了理论层面的描述和探讨，此三部著作主要对西方当代修辞批评作了不同程度的理论介绍和研究，有助于国内学者了解西方修辞批评概况和理清主要批评流派的特征。近几年，两部体现修辞批评实践特色的专著也相继问世。刘亚猛先生《追求象征的力量》(2004)中，其“事实与雄辩”、“受众与修辞实践中的权力关系”以及“道理与权威”三大章运用了西方古典修辞学中的争议点理论、受众情感及人格威信理论并融合当代西方修辞学及后现代主义中的权力理论，对“9·11”事件的新闻报道等美国当代政治活动进行了深刻的评析。鞠玉梅博士的《语篇分析的伯克新修辞模式》(2005)则以伯克戏剧五范畴理论为主结合其同一等理论建构了一个伯克新修辞语篇分析综合模式，对广告、学术语篇等不同语体的文本进行了应用分析，此书体现了鲜明的模式应用意识。
根据中国知网(CNKI)权威学术期刊数据库，西方修辞批评的介绍和研究论文基本上出现于本世纪，并大致也呈现两种研究走向。一种走向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有《文学的修辞批评之中西比较》(高万云，2005)、《文学修辞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泓峻，2003)以及《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陈龙，2001)，这些研究除各自不同的视角外，都力图探寻西方各种主要社科思潮与修辞批评的关系；属于理论层面的探索中还有专门针对某一具体修辞批评流派所作的研究，如曹京渊等(2002)对女权主义修辞批评，邓志勇(2007)对博克戏剧五范畴分析法所作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探寻。另一研究走向即为运用修辞批评方法进行的语篇分析，如陆庆和(2001)用新亚里斯多德主义批评模式具体分析了苏秦与张仪的游说，刘雪梅(2002)用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分析了广告中的男权意识形态，柴改英(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主要运用博克同一理论及古典修辞理论建立同一修辞模式并以此分析了现代英语广告语篇，任超(2005)在其硕士论文中运用女权主义修辞批评方法对早期女权运动领导人等的演讲文本进行了评析，张玉芳(2007)主要运用古典修辞理论结合意识形态修辞批评分析了克林顿1998年6月29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对演讲者与受众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剖析。
综观西方修辞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译介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常昌富、顾宝桐编译的书中收录的大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文章，近二十年西方修辞批评发展迅猛，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和书籍有待译介，王希杰、汪榕培两先生在《西方修辞学》(从莱庭等，2007)一书的序言中都感叹西方修辞学名著汉译本的缺失，而西方修辞批评译介的薄弱正是这种缺失的具体表现，外文界的研究者今后可为此做出更多的努力。两种研究走向为我们展示了西方修辞批评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广泛的应用前景，但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理论研究中较缺乏对修辞批评理论背景的深入考察、缺乏与西方修辞学传统的紧密联系，有些研究在表述中还出现了修辞批评本位不清的情形，因此加强修辞批评本位性研究应是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点；而在修辞批评分析实践中，还缺乏所用模式与其它模式的比较参照，因而往往未能就自身模式的适用范围、操作局限，及改进方向作出具体的说明，即批评自身的对话性尚可增强。另外，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出现系统研究修辞批评的教材或专著，这将是我国修辞批评研究未来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结语
修辞批评是运用修辞理论对修辞现象所作的批评，修辞现象无处不在，而修辞理论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理论，可见相伴而生的修辞批评并非西方独有，它也必然长期地存在于我国的修辞学研究传统中。然而，如何使我国本土的修辞批评在方法上更加系统化，以便于操作、继承和发展，如何使我们的修辞批评更多地参与到对当代修辞现象的分析和评论，以帮助读者增强修辞意识，使修辞批评产生应有的社会效应……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无疑，兴旺而较为成熟的当代西方修辞批评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