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从修辞学定义管窥西方新修辞学的特点和发展动态
作者：柴改英 张翠梅
关键词 新修辞学 特点 发展动态
一、引言
要了解一个事物的性质、范围、特点，通常的做法是看一看它的定义。综观历史，修辞学的定义不尽相同，当代西方修辞学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很难找出一个统一、完整、公认的范式加以概括。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修辞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修辞学的定义因修辞学家的研究方向不同而不同。但总的来讲，它仍然属于西方修辞学传统，是对古典修辞学的继承和发展。当代英语修辞学“不仅仅是历史性研究、系统分析、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领域”(胡曙中，1999：3)，而且修辞学家们应用心理学、语言学、交际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寻找修辞学研究的新视点。Wayne Booth关于鱼与网的比喻给我们的启示是，过于宽泛的定义难以突出学科的特点，过于狭窄的定义又有挂一漏万之嫌。我们认真考察，最终选定“修辞学是一门有效使用话语的综合性的语言理论”(胡曙中，1999：3)这样一个定义并稍加改动，作为我们考察西方修辞学的切入点。其中的关键词“有效”、“有效使用话语”、“综合性”、“语言理论”、“理论”，既概括了修辞学注重话语使用效果的传统，又表现出新修辞句开始注重理论建构、跨学科交叉发展，以调节社会关系为己任的时代新意。我们将定义中的话语稍加改动为“符号”，这样的改动不会影响语言在修辞学中的地位，因为修辞学首先是语言理论；其次，这样的改动符合当代英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被扩大到非言语范围的趋势，如服饰、建筑。
二、西方新修辞学的语言学科性质
从古至今修辞学一直研究语言的有效使用。但直到上世纪初，语言学的发展才把修辞学引向了纵深，并使其有了非常明显的语言学科性质。索绪尔第一次区别了语言(语言系统本身)和言语(具体情景中的语言使用)，他的学生Bali强调语言和言语都可以产生一定的修辞效果，修辞学的任务在于探讨各语言的修辞变体。这不仅促进了语言修辞学的发展，而且使结合社会语言学、交际学、语用学等的言语修辞学(即强调修辞情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得到繁荣。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两方面的研究是有限的，但他们，特别是后者，促进了新修辞学对修辞情景和修辞互动的研究。
言语修辞交际作为一个系统，包含修辞活动参与者、参与者的动机、修辞话语和修辞情景四个基本要素。修辞情景之于修辞话语判断和阐释的重要作用是现代修辞学的一个主题。Burke认为，语言是人的象征性行为，即人类通过象征建构现实。“行为”的概念暗示了“选择的自由”，“没有自由的行为不成其为行为”，而选择的自由受制于修辞情景。修辞话语的效果就在于其主体是否在语言系统中选择了与修辞情境相适应的组合模式。所以修辞情景是意义建构和意义解构的关键。现代修辞学修辞情景研究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是Libyd Bitzer和Kenneth Bulk。Bitzcr强调修辞情景有三个重要成分：紧急状况、听众、限制因素。紧急状况是一种不足、障碍、问题．但它只有被语言所修饰表达时才具有了修辞意义；而听众必须是可能受决定和行为影响的人，是言语在其身上能引发行为的媒介；限制因素包括影响演讲者和听众的信仰、态度、传统、形象等。Bitzer的修辞情景强调了情景所预期和规范的合适回应，具有某种或简单或复杂、或多或少有序的结构。这种历史情景的修辞观点遭到了Burk的质疑。他认为修辞情景存在于使用修辞语言可以诱发变化和行为的任何场合。它甚至把修辞情景的范围扩大到了人类事务的大环境。
出于修辞动机，表达者通过话语的选择影响交际对象的修辞活动，Burke就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1969：41)这种活动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这是当代修辞学研究的一大趋势。修辞就是研究怎样“用语言这种符号诱使那些本性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进行合作。”(1969：43)这种互动既是Pcrelman所讲的“共享”(corrlmuuion)(Foss，166)，Burke的“同一”(identification)(158)，也是Habennas在定义交际能力时所讲的“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230)。它们都强调说写者和听读者之间的一致(agreement)，可见听众作为重要的修辞情境在修辞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虽然从古典时代起人们就重视听众的作用，Aristotle通过三种听众总结了政治、法律、宣德三种劝说方式；18世纪．康帕拜尔(compbell)的《哲学和修辞学》一书第一句话就把修辞学界定为一个能动的改变听众的过程。但当代英语修辞学对听众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Peralman区分了普遍听众(universal audience)和个别听众(particular audi．once)。他所强调的前者是心理观众，它决定于说写者的目的，是讲话者想象中要施加影响的听众而非真正到场的具体听众，其目的是讲话者在准备论辩时能更好地组织话语，更有效地说服听众。KennethBurke的“自我即听众”(self as audience)的观点无疑是新颖的。一个人通过自己成为自己的听众，自己劝说自己，激发起一些想法和形象，“只要他。甚至是在其秘密的思想中，形成某些观点、树立某种形象以取得一种他所希望的作用于自己的效果，在这一方面他是修辞性的，正像他运用令人愉悦的形象去影响一个外在的听众而不是内心的听众一样”(1969：46)，他就能更有效地影响外部的听众而非自己。两人的观点虽然存在着差别，但都强调听者在建构话语时的重要性。
三、立足哲学的西方修辞学理论建构
从Aristotle时代起，修辞学被认为是一门关于有效说写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手段的能力。”(1954：24)虽然他系统地阐述了修辞的方式，但却忽视了理论的建构，他的修辞“是一本演讲技能手册和辩论指南。”(Natanson，1995(4)：133～139)要把凭直觉的、实用的、规定性的技能总结上升到系统的、描写性的理论必须有一个哲学的思考。其中Martin Steinmann区别了修辞作为“什么”和“怎样”的两种意义，从而奠定了修辞学作为一门理论和艺术的界限。上世纪30年代产生于欧美并盛行于60年代的修辞哲学研究，发端于古典修辞学，又使修辞学摆脱了纯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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